孙和声：儒家人生哲学当代意义

由于人是活在特定时空里的生灵，其思想言行或多或少会受到其生存时代的影响，至于所受影响的深浅广狭则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国内外综合因素，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丧权辱国连连，就流行起适者生存的富国强民思想。在这适者生存，优存劣汰的思想影响下，便有人提出了打倒传统文化与制度的主张。

诸如把古书丢到厕所，去打倒孔家店（孔孟思想），甚至是废除汉字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的主张。在当时盛行救亡图存的情况下，出现这类反传统思潮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时空条件改变后，有可能出现另类主张，真可谓世异则事异。

比方说，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便出现了重新检讨2 0世纪初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疯狂的反传统言行。不少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已较前更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文化传统，甚至出现所谓的国学热与再儒家化中国的主张。当代中国应否或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再儒家化就取决于如何看待儒家传统。

重人贵民　入世性强

应该说，中国传统多元复杂，有所谓三教九流，还要加上伊斯兰与基督教成份，涉及范围广大。这里只会谈及儒家的人生哲理。人生哲理涉及范圈也颇广，如心性观、人格观、价值观、生死观、命运观、艺术观、文学观、善恶观、因果观、婚姻观等，其中价值观可说是最具现实意义。

由于同是人，皆有七情六欲，不论是出生或生长于什么样的文化或宗教传统，均难免有基本共性，如对基本王道、安全、理想的需求；只是不同环境下的人或多或少会出现不同的实现这些基本共同需要的方式与侧重点，故共性中也难免有个性。当然，这些个性也受制于世异则事异原则的制约。

比方说，古代希腊的哲人较偏重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可中古欧洲则偏重宗教信仰，而文艺复兴时期又回到古典希腊罗马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现世主义，而18世纪后，西方知识界又盛行自由主义。今天，这个自由主义又有多种类型如左倾偏向国家的作用，右倾偏向市场的作用。究竟国家与市场应在社会扮演什么的角色，迄今也无定论，甚至出现各走极端，难有基本共识的各持己见的状况，以至于撕裂了社会，出现了表面上众声喧哗，众口难调，可又两极化的吊诡现象。

同理，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从性质上言，儒家是种重人贵民的人本主义与民本主义思想；因此，现世性与入世性很强，玄学成份较淡。此点可以从孔子的人性观中一窥究竟。孔子强调“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等，可以说孔子是对鬼神存而不论；不可知论者。其传承人如孟子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很富有忧国忧民的情结。孟子还是位突出的性善论者，认为人天生便有仁、义、礼、智等四端。

这个重人贵民，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使儒家重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也就是人生的理想或自我实现，便是要对人类社会有贡献，不论是立德、立功、立言均是要立足于普罗大众，庶民享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安家乐业的平实现世与现实的人间理想而不是遥远的天国天堂。

实则，儒家思想里没有严格意义的天堂地狱这种两极化对照思想；儒家偏重在人间与人世，也重视现世与子孙的福祉，而不是什么永恒的来世。这是儒家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兴都教或佛教很不同的地方；尽管道教（而非道家）也大谈仙境，如何修道成仙，长生不死，但也是很富有人间味的现世哲理，充份突显出道家留恋人世，不舍得离开人间享受的现世主义倾向。可以说中国土产的人生哲家，就是很现实与人本取向的。

富有忧国忧民意识

这个特色是利大于弊或反之，则见仁见智；只能说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而不必为其定高下。由于偏重对人世的贡献，受孔孟思想影响的读书人，理想地说，自也应具有较强的道德伦理观，如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的弘扬仁道，利惠众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理想。当然，理想归理想，现实能不能实现重义轻利，严守仁、义、礼、智、信来处人处事治国安邦则是另一种挑战。

尽管如此，应该说，儒家的这种富有忧国忧民忧患的意识，是值得肯定的，即便在大谈民主人权的当代，这种民为本的为民著想思想，依然很有价值。谈民主人权，若不见仁义礼智信而走上绝对主义道路，也只会撕裂社会，缺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双向思维；其后便是致成缺乏基本共识的众声喧哗中两极。

这其实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困境，理论上自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强调同意、对话、平等、中立这4个基本原则，可实际上却是缺乏仁道与双向思维与推己为人恕道，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学说。进而言之，自由主义在形式上自由宽容可在完成中又常受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制约，以致形式上自由主义，而实为国家与民族优先主义者。

同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高调也是说易行难。从实事求是言，还是务实最好，也就是若能做到基本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就不错了。近30年来，有人提出普世伦理或称全球伦理的主张；这个主张强调最起码的道德伦理要求而不是高调，也可说是一种有底线伦理主张，如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这五讲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与环境美，这四美。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黄金律，也就是推己及人的双向思维与人道主义。

“己立立人”双赢思路

全球伦理的提倡者便一贯一致认为，这是处理不同文明宗教间最佳原则。实则，儒家不但谈消极的勿施于人，也著重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实践“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双赢思路与积极行为。这两个原则，无疑是处人处世甚至是处理全球问题与国际关系的最佳原则。对公共知识份子而言，儒家所提倡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一个高尚的宏愿。

当然，理想与现世、现实是有差距的，儒家所提供的一些理想，如内圣外王，王道仁政，未必能付诸实行，也不是现实主义的从政者，所能身体力行的。但至少儒家提供了一个参考，能做多少，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儒家可贵之处，就在于其传统中，有一种“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