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以欣：疫苗来了，然后呢？

疫苗在这阴霾笼罩的疫情下，就像是黎明前的一道曙光。新冠疫苗的接种计划随著疫苗抵达大马而掀开了帷幕，然而对于此番言论，部长凯里表示目前的阶段只让私人医院作为新冠疫苗的注射站，并未公开表明是否让私人医院购入新冠疫苗。许多人纷纷表示等不及，希望现在就可以前往医院施打疫苗，而并非等到政府所分配好的第三阶段；也有报导，一些民众致电私立医院询问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我国曾在2017年及2019年在国际上获得最佳医疗国度的殊荣，但我国医疗政策的制定仍有进步空间。先前发生的名单有误，导致逾千私立医院的前线人员被迫延迟疫苗接种，便凸显了政府在应对突发状况的经验不足。新冠疫情的发生是始料未及的，然而政府的职责便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一项指令明确，一目了然的应对计划。新冠肺炎过去后，等著马来西亚的将会是更多更大的考验。

公正vs平等

言归正传，政府是否应该分发疫苗于私人医疗机构？虽然此课题有许多争议之处，部分民众认为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身份悬殊而让富人优先的特权；也有医护人员表示，在疫苗严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不应将疫苗商业化等言论。而这一切都可归咎于民众对私人企业的观念，相信医生就是为了赚钱才救人。根据供需法则，在疫苗需求量高的情况下医院也会趁机大捞一笔，最终受害的仍旧是平民百姓。

邻国新加坡是其中一个实施全面由政府提供疫苗予民众的国家之一，目前已有约35万人口接受疫苗接种，属于非常高效且成功的例子。然而对于人口较多，地理面积较广的国家来说，欲达到效率以及避免对国立医院造成负担，让私人医疗机构介入就能纳入考量范围。譬如邻国印尼以及印度，已开始让私人医疗机构购入新冠疫苗。虽然效果仍未显现，但是我们应该希望马来西亚在这一方面能做得更好。

正是因为疫苗的稀缺性，我们才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分配方法。许多论述都建立在若没有政府控管市场前提下，私人医疗会向大众牟取暴利，而并非帮助政府普及疫苗接种。种种证据也说明在政府缺席情况下，资源分配将会变得很不平等。然而这里主张的，是政府和私有企业应该如何配合才能达到效率的最大化和取得公正结果。

由于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资源有限，政府的职责便是给低收入群众群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同时间也要避免收入水平较高的民众和低收入群众争夺有限资源。若疫苗由政府全面分发，虽然B40底层群众或者M40中层群众都能享有疫苗所带来的好处，但这将消耗大部分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因此， 这个社会需要达到的是“公正”（equity） 而并非“平等”（equality）。公正在这里指的是，作为政策制定者，我们应如何利用政策来提升社会上处于弱势一方的生活水平。

对疫苗实施价格控管

回到疫苗分发课题上，为节约时间成本，政府必须保障B40民众的权益，让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接受疫苗的接种，而私立医院则扮演推动其他民众前来接受疫苗接种角色。

对于私人医院出售新冠疫苗的课题，政府应该置身事外吗？答案是不应该。政府同时间也要通过价格控管来保障其他民众不会购买到价格太高昂的疫苗。在印度，允许私立医院售卖新冠疫苗同时，也设立了疫苗的参考价（一剂的价格为250卢比，约13令吉90仙）供民众参考，若有私立医院欲提高价格，将可能遭受民众抵制。

药物价格控管也是多年来讨论度蛮高话题之一。如今许多国家都会对特定药物进行价格控管，为的是保障人民不会成为庞大医疗体系的受害者。譬如，尊崇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便是其中一个未对药物进行价格控管的国家，这也是导致许多没有医疗保险，但要长期使用医疗服务和药物的民众活在水深火热中，也因此有人给不起医药费而丧命。

然而，一个不完善的价格管制体系也会弄巧反拙，台湾便是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子。2019年，精神科用药百忧解（Prozac）的原药厂和生产抗生素泰宁（Tienam）的默沙东（Merck & Co）因经济效应和货源考量而决定退出台湾市场，部分原因也源自于台湾健保对于药物进行价格管制，导致原药厂收益大减。虽然市场上仍有学名药（Generics）可用，但由于药物的有效度因人而异，原药厂的退出莫过于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这里所提到的药物价格控管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疫苗分配的问题，更多的是在为全国人民在未来的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提供保障。人民不会因为药物价格太高而选择退而求其次，也不会把过多的可支配收入花费在过于昂贵的医疗产品上。制定药物的参考价格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政府需要在确保价格控管范围不威胁科研发展的同时，也让人人享有公道和合理的医疗服务。

对于疫苗，相信部分国民其实都存有疑虑，加上媒体经常有意无意地报导施打疫苗后会出现不同程度副作用，导致人心惶惶，纷纷质疑疫苗的安全性。由于新冠疫苗的产量有限，因此我国政府多方面引进不同国家的疫苗。消费者都是懂得独立思考的个体，经由个人判断，消费者会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有信心的品牌。经由自由选择让人民感到安心，大家也就会放下心中的大石接受疫苗接种。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的经济学者，同时也是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曾为了提升印度乡间地区的疫苗接种人数，做过一场社会实验：由于当地社会部分父母相信小孩会被恶魔盯上，因此在孩子一岁生日之前都不会让他们接触外界环境。为了提高小孩接受疫苗的概率，学者为前来给小孩施打疫苗的父母供应一小袋扁豆（扁豆对于印度社会来说是必需品）。

引导民众做选择

不意外的，当地小孩接受疫苗的概率上升了21％。通过该实验，可以了解到，如果要推行一些以民为本的政策，就需要一点“推力”（Nudge），也就是行为经济学所提倡的引导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然，对于生活水平相对高的马来西亚来说，推力也是一个推动民众施打疫苗的方案之一，譬如接种疫苗民众可获得一次免费看诊的机会，或可享有验血配套的折扣券等。这里重点的是，政府在推广新冠疫苗能够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

疫苗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因为疫苗的出现，让天花在40年前就从地球上根除了；因为疫苗的出现，让子宫颈癌成为世上第一个可被预防的癌症。科技的发达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健康大幅度地提升，然而因医疗市场独有的市场架构，因此无法交由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来定夺其走向，因此政府就成了关键的存在。能够有效分配医疗资源，才是我们当今社会急需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