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教一用文字传承教学时,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佛经的结集、论典的写作,就源源不绝地成佛教教理弘扬的主要媒介。在古印度的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只有现有的佛教圣典的篇幅中,就可以想像当时文字流通之深之广,而且现在流通的经典中,还是遗留下来的,有一些部分也散迭了。
如南传系统中的巴利语系统,被认为是原始佛教圣典的结集,但实际上是部派佛教中的其中一个部派传弘的圣典,因流传在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印度佛教灭亡时,保存下来,而印度原有的部派,所传弘的圣典,当然比这些传下来的更多,有很多是普遍共认的,也有各别部派传弘的。这些圣典有翻译成汉文的,在中国佛教的藏经中保存下来,有些是南传佛教中没有的,如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二百卷的《大毘婆沙论》,也是印度众多部派中,部帙最大的论典,比大乘佛教的《大智度论》(一百卷)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多上一倍的篇幅。
从这即可知道部派佛教时代传弘的圣典,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也可以了解佛教在传弘教法时,对文字的重视。当时传弘的弟子们,除了传承经典的结集,也经常写著论典、议论佛法,乃至以论来辩论法义。而辩论的方式,也是印度文化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家、哲学家、思想家,莫不都好辩善辩,因这是印度文化中,正理得以传承的方式,通过辩论来辨明真理正义,或教理层次的高下,愿辩服输,输者或以命,或以身来付给胜者。命者即输者断命,身者皈依胜者,或成胜者之奴仆,故印度人人好辩善辩,也蔚成文化大观而其因明(逻辑)学昌盛。
这是中国文化中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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