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再穷不能穷教育!尽管为人师表大半生,但刘瑞文也与从事其他职业者无异,为了筹集3名儿女的教育费,忙忙碌碌地过了数十年,所幸子女们也不负期望,让已告别杏坛的他及妻子甄宝兰,每当想起昔日的忙碌日子,依然深感一切都值得。因为,养育及成就儿女的数十年过程,即是他人生中最骄傲及最感人的故事。
现年62岁的刘瑞文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笑言,或许是本身从事教书育人的职业,所以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早在3名子女步入学龄前,即与同样执教鞭的妻子开始担心子女日后的教育。
“毕竟在社会眼光中,老师的孩子不能差到哪里去,若教不好,大家更会对该名老师也会失去信心。”
惟他表示,尽管夫妻两人能在小学及中学阶段给予孩子教育,可是当孩子日后要上大学,高昂的大学教育费对他们则是一大的挑战。
他指在80年代,老师的薪水只有1000多令吉,可是20年后孩子到大学深造时,保守花费就需要20万令吉,而3个孩子就需要60万令吉了。
别无选择,当时的刘瑞文决定未雨绸缪,一周7天开办教补习,以尽早筹集孩子未来的大学教育费。
“想起1980至1995年的那段岁月,担任中学上午班老师的我每天放学后,就前往补习中心教补习,从下午1时至晚上9时30分,马不停蹄,即连周六及周日,也利用上午9时至下午3时的时间教补习。”
感谢妻子不辞劳苦
至于在小学下午班的担任英文老师的妻子甄宝兰,每天下班后的傍晚7时至晚上12时,都在督促子女做功课,隔天上班之前则会为子女准备习题,好让孩子在放学后有习题可做。
两夫妻在担任学校教师以外的时间,依然一人主外,一人主内,不只是为了育人子女,也共同为培育自己孩子成人成才而努力。
此外,刘瑞文也说,那时教补习的薪酬为每小时15令吉,要筹集足够的儿女教育费不容易,所以他每天教补习,只有在政府考试,如大马教育文凭或初中评估考试完毕之后,还有公共假期才能休息。
然而,兼职教补习的生涯持续了长达15年后,则因他升任为中学副校长,基于职务忙碌,才决定停止教补习工作。
欣慰的是子女们的学业或事业都有所成就,如长女刘慧珊是沙巴妇女及儿童专科医院药剂师,而长子刘忠彦及幼子刘家彦皆为律师,其中刘忠彦目前更在伦敦大学,攻读企业商业法律硕士课程。
他也非常感谢妻子的付出,不辞劳苦地教育孩子,从小为孩子们奠定三语根基,同时也灌输孩子们礼义廉耻的良好品德。
学业成绩非一切 尊重孩子才华
待学生如子,尊重每个孩子的才华特质,刘瑞文在杏坛耕耘数十年,一直秉持著教育不应只偏重于学业成绩的理念。
他透露,今年农历新年前遇见曾教导的一名学生,对方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欢唱歌,而毕业后更前往吉隆坡,担任活动策划人兼司仪及歌手。
“他还告诉我,以前从未想过将成为活动策划人,这就是典型的将兴趣变成事业的例子。”这正是他常向学生灌输的概念,即每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想,不一定要成为医生或会计师,但是一定要成为一个比父辈更杰出的人。
此外,刘瑞文表示,执教时也常询问学生的家庭状况,当学生回答说爸爸只是在夜市卖云吞面,他问学生有没有想过做开面厂;若来自水果小贩的家庭,他则鼓励学生可通过互联网从事水果篮的生意。
他相信师长的一席话,往往就像一簇小火苗,点燃了学生的心灵,启发他们发挥未知的潜能,而每个行业都有其价值,透过教育及启发,皆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比上一辈更好的人。
提倡不以成绩分班
结束杏坛生涯之前,刘瑞文最后的职务是在怡保三德国民型中学担任校长,当时的他坚决推动了“一个都不能少”教育理念,落实不以成绩分班的制度。
曾在各源流学校执教的他认为,国内的华校多偏重于学术成绩,甚至推行以成绩分班制度,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教育理念。
他看到成绩好的学生,往往抗压能力低,反之成绩欠佳者,往往拥有良好的沟通技能或其他才能,若不分成绩,大家融合在一班,反而达到互相学习的效益。
当时,三德国民型中学共有7个与音乐相关的学会,并在他的鼓励下,有超过90%的学生都参与上述的音乐学会,同时也每年举办4至6场不同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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