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化,社交媒体在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每个人几乎都离不开刷面子书、推特、优管、Instagram,社交媒体成为舆论或话题广为散播的源头,也直接改变了政治生态,特别是给政府、政党、政治人物在宣传、造势、制造话题、建立形象带来冲击,当传统选举手段逐渐失去效力,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深远。

美国中期选举、台湾九合一选举都能清晰看见社交媒体在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大马也不例外。像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本身在社交媒体就有一定关注度,大选落败后频频通过面子书进攻希盟政府施政弱点,同时通过树立起接地气和亲民的形象,从“黑翻红”。

在第14届大选,面子书直播功能就明显地给竞选手法带来变化,希盟大量运用直播造势活动形成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而社交媒体的威力在大选结束后持续发威,民众大量通过推特、面子书等来监督希盟政府。针砭时政,毫不畏惧传达不满和批评新政府施政上的问题,形成舆论压力。与此同时,宗教和种族课题也在社交媒体发酵和传播,这些现象都明显反映了社交媒体给大马政治带来的冲击。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指出,在第14届大选中可看见,社交媒体在大马选举扮演了非常重大的角色,甚至是希盟成功推翻国阵的最大原因之一。

他称,希盟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成功掀起了攻击国阵的话题,给网民留下了不利国阵的深刻认知。

“与此同时,国阵不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是输掉第14届大选的原因之一。在历史上,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在2008年大选时,国阵缺乏有效的社交媒体运作,来帮助他们扩大影响力和支持率。”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说,社交媒体能否左右选票很难定论,影响一场选举的因素往往非常复杂,但是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对大马政治造成很大影响且明显,它让普罗群众更加容易接受到资讯,主要改变在于宣传方面。

他举例说,砂拉越地方政党很传统,不懂得善用社交媒体、优管等,因此在2016年以前的砂拉越州选举,就遭遇了东渡的西马政党,在文宣上压倒,而砂拉越老牌政党依靠放置布条和海报的传统方式。

他表示,大马政坛广泛使用社交媒体宣传具有自身背景,也与媒体生态有关系。当时反对党遇到阻力,电视台不会播放他们的言论和活动,被国阵执政党垄断的马来文和英文报刊会扭曲他们的声音,因此绕过主流媒体,到社交媒体进行动员。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转向迷信官方媒体 希盟恐自废武功

希盟在宣传和制造舆论方面,很大部分是依靠社交媒体的崛起而带动,然而取得政权后在社交媒体的经营似乎冷淡了不少。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指出,从综合台湾到大马的经验,往往反对党执政以后,就迷信所拥有的官方渠道和资源。

杨凯斌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矛盾,一个政党联盟因为资源垄断在执政者手中,在网络战方面成为先行者,并趁社交媒体流行之势,取得非常亮眼的成果,如今却因执政转而依靠已经走向没落的传统媒体,渐渐放弃在社交媒体的强项,无疑是自废武功。

“你本来一无所有,能够打败原有执政者,很大程度依靠了社交媒体,当时你没有像国营电视台等国家资源,过去你不依靠官方渠道,但执政后你变成期望它,这难道不是最大矛盾?”

他指出,在选举前,希盟的宣传机器,党务宣传做得非常好,希盟政党在执政以后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入朝当官了,形成党务空虚,舆论空虚,不继续运作就相等于“废掉了”。

他认为,希盟政府应该回到根本,继续通过社交媒体去解释政策、与民众沟通,而非回避批评或以公事繁忙为理由,就缺少经营社交媒体,转而依靠官方平台,走向本末倒置。

杨凯斌称,现在社交媒体可能会有第三波人出来,第一波和第二波是支持希盟或国阵的人,选举结果激发了民众对政治的兴趣,使更多人关注新政府,这第三波人可能在去年没有参与投票,也不认识多少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权更迭后才开始关注你。

他说,希盟本就是依靠社交媒体和新媒体起家,若现在看到社交媒体出现批评舆论就躲开,减少曝光度,只会让不了解你的人更不了解你,或让批评你的人得意,这都在让对手有机可乘。

他解释说,社交媒体的变化非常快速,很多原有受欢迎的希盟政治人物不知道,社交媒体存在世代交替,而且是非常快速的,几乎是相隔一年就是一个世代了。

杨凯斌称,希盟政府要把选举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社交媒体突然多了一个世代进来了,因此大马政治人物要去说服不喜欢你的人,要有吸引不同世代的能力,不仅是长者、成年、年轻人、大学生,甚至到更年轻的群体,政治人物要学会用不同世代的语言去沟通。

填补传统媒体空白 “空军”战锁定目标群

自网络蓬勃发展,政治人物和政党越来越仰仗在社交媒体展开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以寻求更精准的接触选民,台湾将之形容为“空军”战。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称,所谓空军战,不依靠组织战,不依靠人脉组织网络,或掌握的社团单位,而是在虚拟空间做出覆盖面很强的影响。

他表示,这些是传统媒体失去的优势,像在报纸上刊登全版彩色,未必真正能够接触到目标群,但是社交媒体有这种功能,让政治人物更有效率地面对目标族群。

他称,对政治人物来说,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讯息,更简单,成本低,可以快速回应课题,不必经过主流媒体的编辑、筛选、过滤。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

他说,政治人物可以通过社交媒针对目标族群,在面子书、优管投放广告,更加精准地影响目标群。

不过,潘永强指出,社交媒体也要使用得当才能产生影响力,并非所有政治人物或政党都能发动起“空战”引起注意力,内容才是至关重要。

他表示,马华在选举的时候,也投入不少资源在社交媒体,但很多禁区不能碰触,没有办法提出比较符合民意期待的课题,内容保守僵硬,结果无法利用社交媒体引起大量讨论。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说,在政治接触方面,社交媒体平台是连接人民最快速的重要平台,这一技术革新给政治人物、政党和政府带来很大冲击。

他说,大马人民通常经过传统媒体来获得资讯,如政府重大政策宣布,重要领袖讲话。然而,传统媒体的播放有时间限制,比如电视新闻在特定时段播放,可能错过了就无法收听。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民众可以反复收看或在空闲时收看,政治传播手段受限较小。”

不过,阿旺阿兹曼称,社交媒体平台是双刃剑,可以为政治人物带来正面的形象,同时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他说,政党或政治人物通过宣传各种活动来建立良好形象,给社会带来某种印象,提升知名度等,容易建立起认知超越现实的形象,这就出现黑白颠倒的问题。

专业团队操刀 纳吉高人气

大马如今最红的社交媒体明星非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莫属,但是分析认为,这不代表纳吉就深获支持或受到民众欢迎,背后有许多因素。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认为,大马政治人物本身就是舆论明星,但纳吉在网络上形象不可能一夜之间从负面变正面,毋庸置疑背后是有专业团队在操作。

他说,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的舆论增长或喜爱程度都有一个趋势,不可能直线式增长,或断崖式暴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有人在操作,最简单来讲面子书也可以制造很多假户口,以此来营造一个人很受欢迎或受人讨厌,引起真正网民的关注度。

社交媒体成为舆论或话题广为散播的源头,直接改变了大马政治生态,政治人物借助这一平台建立形象或宣传政见,而前首相纳吉近期就因动作频频成为社交网络明星。
社交媒体成为舆论或话题广为散播的源头,直接改变了大马政治生态,政治人物借助这一平台建立形象或宣传政见,而前首相纳吉近期就因动作频频成为社交网络明星。

他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说,纳吉的人气也是民怨的体现,纳吉成为了民众对当下执政不满的出口,即并非来自于纳吉本身,而是对希盟政策的失望。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也指出,希盟执政后一些承诺没有兑现,社会有负面看法,纳吉适当的去调侃嘲讽,就会等到回响。大家或许觉得有趣和寻找发泄,不见得是认同或回流支持纳吉。

他表示,值得留意的是,社交媒体的运用是可以操纵,聘请抢手去营造声量和流量,一些时候是被放大和制造。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称,纳吉人气现在走高,与他在社交媒体带出的话题有关,他谈的是超越种族和宗教,点出全民面对的生活难题。

他说,作为资深政治人物,纳吉深知一些希盟弱点,并通过在社交媒体提出引起认同感。但是,纳吉的人气不代表就会转化为对国阵的支持。

理性讨论减少 社媒结构变复杂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表示,在大马,早期社交媒体对促进开放言论自由有功,在相对不受管制的言论空间,对推动言论自由扮演一定角色。

他说,新政府执政后言论自由空间被打开,渐渐突显出社交媒体原本就存在的阴暗面,像酸民和标题党大量现身,出现情绪化指控,理性讨论减少,甚至到了任意妄为指控的地步。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

“然而,社会上有一大群人很容易被带风向,像出现在在网上的种族和宗教言论,社会好像前走,但其实失去焦点。”

杨凯斌说,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非常复杂,有纯粹的网民、有新闻媒体、有政治人物,还有的人是靠此为生,接受了商业委托来改变舆论风向,是所谓的专业操刀手。

对于社交媒体的问题,政治时评人潘永强指出,看似开放却让很多人处在同温层,当偏好某种意识形态或党派,网民就只会关注特定内容,偏见被强化,这也会让一些政治人物,不能观判断形势,因为他们只能从同温层得到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