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街上人来人往,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碌著。待夜深人静,这里就变成落魄之人的避难所。他们在路边筑起自己的“家”,以天为被,以地为席。

在首都吉隆坡,中央艺术坊一带是流浪汉的大本营。每当夜幕低垂,数百名流浪汉聚集于河畔走廊、天桥底下或商店五脚基,在此“落户”。

许多人认为,有手有脚的人露宿街头,那是他们的选择。“我好手好脚,为什么我不去做工?很多人都不了解!要不是我有病、我年纪大了、我没法去做工,你以为我喜欢不做工?”在街头露宿5年的戴沙盛(盛伯)反驳:“不是每个流浪汉都是因为懒惰、不务正业而行乞,一些流浪汉是有工作的。有的打散工,有的当清洁工人,也有的拾荒,不过所赚薪水微薄,根本没有办法负担房屋租金,被逼流落街头。”

有的人尝试振作,却遇不上重生的机会。流浪汉形形色色,他们流落街头的原因百种千样,多数是失业、付不起房租、赌博、吸毒、家庭破裂、婚姻失败、精神问题等。

尽管露宿街头,盛伯一直拾取纸皮,以赚取每天的生活费,抱著“餐揾餐食餐餐清”的心态。惟,去年初健康亮起红灯,他才停止拾荒。

盛伯想租房子住,无奈房租太贵,难以负担。为何不申请福利金?他说:“申请手续太麻烦了﹗我有手有脚有自尊,不需要政府救济﹗”他又认为,福利金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日子虽苦,但盛伯总是保持乐观态度,想办法活下去。他不为自己的状态感到难堪,还打趣地说,“我哪里都能睡,因为我是道地的吉隆坡人。”

盛伯现年65岁,他的故事,是流浪汉这个弱势群体的缩影。
盛伯现年65岁,他的故事,是流浪汉这个弱势群体的缩影。

“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在这里生活。我不想告诉他们。”在街头露宿的流浪汉戴沙盛(盛伯),最不希望女儿知道,自己的父亲因嗜赌,把积蓄输光,赔上家庭和事业,最终流落街头。

盛伯现年65岁,他的故事,是流浪汉这个弱势群体的缩影。他长期嗜赌,但眼见自己的幸福家庭因赌博而闹得不愉快时,曾想方设法戒赌,奈何戒不了。“输钱是苦难,赢钱是陷阱;赌徒都著迷于赢钱的快乐,一遇到不如意的事便往赌场跑,明知十赌九输,却还是想追求那一赢。”有些恶习一旦染上,想回头却太难。

沉迷赌博赔上一切的盛伯,曾经是个破铜烂铁回收商,月入过千,生活谈不上丰裕,却也衣食无忧。此外,他还经营过咖啡店、当过小贩,也曾在夜市卖“碌碌”。每当经济稍有好转,却又因为病态赌博而搞到债台高筑,最终晚年生活潦倒。“我生性烂赌,落得如斯下场,怪不了别人。”

妻子在忍无可忍之下,带著女儿离开这个家。那一年是1996年,盛伯45岁,女儿才十来岁。

遭遇妻离子散,盛伯仍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甚至甘心赌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最后一次“有瓦遮头”,是自己在吉隆坡秋杰区租下的一间房。戒不掉的赌瘾,让他交不出房租,被赶了出去。他在街头露宿,一晃就是5年。

纸皮是他的床,已磨损的环保袋是“衣柜”,装著他仅有财物的布包是“枕头”,这些物品所占据的空间,就是盛伯每晚的“床位”。日晒雨淋的苦日子,盛伯早已习惯。
纸皮是他的床,已磨损的环保袋是“衣柜”,装著他仅有财物的布包是“枕头”,这些物品所占据的空间,就是盛伯每晚的“床位”。日晒雨淋的苦日子,盛伯早已习惯。

前些日子,他得到女儿的谅解,再续父女情。两人虽未同住,但每隔两三个月都会相约见面,平时则用公共电话作联系。身为一名父亲,他不想让女儿难堪, 也不敢拖累女儿,选择隐瞒自己露宿街头的事实。为了不让女儿起疑,盛伯赴约前会刻意整理仪容,深怕不小心露馅,被女儿识破自己的“真实身份”。

对于女儿,我问了盛伯好几次,也向他讨要女儿的联络方式。盛伯老说不方便,因为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两人偶尔能够见见面,他已经很满足了。

得到女儿的原谅,是盛伯片面之词,至于是否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则不得而知。真情剖白也好,美丽谎言也罢,或许,盛伯只不过要安抚内心多年来对家人的愧疚。

“我常常劝人不要犯错,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不会再沉迷赌博。”盛伯希望自己的遭遇,能成为他人的借镜。

这个五角基,每晚都有两个和盛伯一样的流浪汉席地而睡。3人异口同声说,寻觅容身之所是流浪汉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个五角基,每晚都有两个和盛伯一样的流浪汉席地而睡。3人异口同声说,寻觅容身之所是流浪汉遥不可及的梦想。

人来人往才好睡“我们也怕遇打劫”

没有地方去,能暂时栖身的,就是“家”。凌晨1时的茨场街,只见盛伯躺在五角基歇息。为了御寒,他只能瑟缩著身体挤出些温暖入眠。

露宿街头5年,盛伯靠路人的接济填饱肚子;睡五角基、睡桥下、睡路边,过著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刚‘出来’(露宿街头)前2年,我是‘住’在秋杰路,那里比较复杂,晚上有人抽大麻,然后来骚扰别人。”最后,盛伯来到茨场街,总算“定居”下来。

环顾盛伯的“家”,十分干净,蚊子也不多,唯一的坏处是下雨天,雨水随风撇进来,他就得站著睡觉。“很凉,又没有人骚扰。当有市政局的人来扫荡时,我就会走到更加隐蔽的角落。”盛伯称,这是最舒服的地方。

纸皮是他的床,已磨损的环保袋是“衣柜”,装著他仅有财物的布包是“枕头”,这些物品所占据的空间,就是盛伯每晚的“床位”。日晒雨淋的苦日子,盛伯早已习惯。

盛伯与其他流浪汉建立起良好关系,经常互通消息,奔走告知每天派饭的据点。
盛伯与其他流浪汉建立起良好关系,经常互通消息,奔走告知每天派饭的据点。

每天清晨6时,在上班的人潮出现以前,盛伯会收拾细软,把硬纸皮收起,然后到附近的付费公厕或者附近的教堂梳洗。有钱就吃个付费早餐,没有钱就等中午派饭时才吃,接著就开始到处蹓跶。

以街头为家的日子不允许他频频梳洗,最糟糕的时候,两三个星期才冲一次凉,一两个月才换洗一次衣服。流浪生涯中,盛伯常常就只有身上那套衣裤,即使找到地方冲凉,也无法换洗。

附近一带的车站、廉价商场和商店,是盛伯游荡及打发时间的去处。闲来无事,他也会坐在车站的椅子上纳凉、看报,或者跟其他合得来的流浪汉“吹水”。

夜幕低垂,城市宁静下来,他就会回到同一个角落,铺上硬纸皮,席地而眠。第二天,醒来之后,他又重复著同样的日程。

盛伯并不认同人们对流浪汉的刻板负面定义,“很多人可能讲到流浪汉的时候,就想到流浪汉捣乱社会治安,其实我们也很害怕遇上打劫。”他举例:“晚上睡在街边其实很没有安全感,我怕被打抢,所以很容易被吓醒,要到白天人来人往、更安全时才能睡好。”

独居老妇听闻吉隆坡市区天天都有饭吃,特地从蕉赖(Cheras)搭车到义工组织派送食物的定点,为的就是得到免费餐点。
独居老妇听闻吉隆坡市区天天都有饭吃,特地从蕉赖(Cheras)搭车到义工组织派送食物的定点,为的就是得到免费餐点。

互相照应 送出唯一饭盒

经历过最艰难的流浪生活,盛伯更能理解生活在困境中的人。若遇上比自己更加有需要援助的贫穷妇孺,他会转让自己的免费食物给对方。“慈善机构派饭时间很快结束,有些老人和妇孺迟来得不到食物,我就把我的让给她们。”

采访当日巧遇义工派送饭盒,原本以为流浪汉会为了数量不多的饭盒抢成一团,但我们却发现,“住”在盛伯隔壁的“邻居”老伯拿了饭盒后,还会主动放在盛伯身旁。

盛伯与其他流浪汉建立起良好关系,经常互通消息,奔走告知每天派饭的据点。“中午可到燕美路附近的克切拉香积厨领取饭盒,晚上则有Reach Out义工派送食物及饮料,还有不定时免费提供饭菜的教会、清真寺、寺庙和兴都庙等。”

这些年露宿街头的日子,让盛伯渐渐意识到,许多流落街头的流浪汉,其实和一般人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像个小小社区。因此,他认为,只有彼此互相照应,大家才有好日子过。

谢国良指出,中年失业、儿女遗弃、残疾、产业外移与大量引入外籍移工造成工作难寻等,都是造成他们飘泊的原因。
谢国良指出,中年失业、儿女遗弃、残疾、产业外移与大量引入外籍移工造成工作难寻等,都是造成他们飘泊的原因。

临“走”前 想见失散的妹妹

谢国良是克切拉香积厨(Kechara Soup Kitchen)项目总监。他与盛伯相识于一次的街头派饭活动。去年初至今,盛伯因心脏恶疾问题,健康每况愈下,多次进出急救室。众多流浪汉当中, 谢国良与盛伯的交情甚深,眼见盛伯的时日不多,他希望能为这位老朋友“做点什么”。

盛伯希望在离开人世前能够与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团聚。直到现在,他仍记得与妹妹们相处的点滴。“我的大妹名叫戴玉凤,今年59岁(1956年生),小妹名叫戴丽珠,今年51 岁(1964 年生) 。父母离异后, 我把她们寄放在亲戚家, 便独自出城闯荡。每月领薪后便把家用寄回家。”随著两位妹妹自组家庭后,盛伯日夜埋头于工作,兄妹3人终究失去联系。

“我最大心愿,是寻回失散20年的两位亲妹妹,希望临‘走’前可以再见她们一面。”结束访问前,盛伯说出最后的心愿。

大多数流浪汉不喜欢接触人群,戒备心重,且拒绝对陌生人讲实话,就连对义工也不例外。
大多数流浪汉不喜欢接触人群,戒备心重,且拒绝对陌生人讲实话,就连对义工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