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保的邦里玛路(Jalan Panglima)一带是政府部门最集中的地方,包括高等法院、登记局、移民局、陆路交通局及邮政局等。在上世纪70年代,那里聚集了一批表格填写员(PetitionWriter)。打字机的“啪哒”声音此起彼落宛如交响曲,许多民众会找他们帮忙处理官方的文件、申请与翻译等。余焕明是其中一名表格填写员,他的笔锋锐利且富有正义感,他透过熟练的英文,替平民百姓打信陈情,献出一份薄力,让不谙英文与马来文的人,不至于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72岁的余焕明,外表已是暮年老人,这个行业也逐渐步入夕阳。然而,在以前的年代里,许多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发生法律纠纷时,顾客就会找他打信。他说,“好像车祸赔偿,如果赔得太少,他们也会来打信,要求合理的赔偿金额。其实也不是什么律师信,就是以私人名义发出的信函。”

富有正义感的他,会帮顾客争取公义,“只要他们讲不获赔偿就行了。我下笔是敢敢骂的,所以很多单位都会比较怕。我会在信中说明,给对方多少天的时间,如果不回应,我们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有些熟一点的顾客,还会拿著回信过来给我看,再商量进一步的行动。”

曾经有个锡克人被律师讹诈了保险赔偿金,于是找上余焕明打信函,他从律师公会一路写到吉隆坡高等法院,甚至去函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终得到了回应,“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两年时间,据知该名律师最后被除牌。”

一台不插电的打字机,一个铅笔盒,余焕明就可以开工了。
一台不插电的打字机,一个铅笔盒,余焕明就可以开工了。

帮顾客打投诉信前,会不会先查核是否属实?他摇摇头说,“我不需要去核对他们说的话,我只是按照他们的意思打信,帮忙他们打信,传达他们的意思,相关单位收到信件以后,会予以答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打字机发出的“啪嗒”声,从独奏曲变成了交响曲。那个年代,打字机是职业作家、商务精英们的首选工具,满足了他们快速表述的需求,并且提高了将人们的所思所想,转化为白纸黑字的速度。随著电脑与打印机的普及,打字机也逐渐走出了商业的主舞台,现在已经很难听到打字机“啪嗒啪嗒”的声音了,打字相关的行业,也已经淡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了。

余焕明,人称他阿明哥,从事打字工作及表格填写员已有30年。他说,80年代入行的时候,同一条街上有逾40名表格填写员,现今只剩下两人,一个是印裔同胞,另一个就是他。以前,表格填写员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但是随著逐渐式微,余焕明的故事也被相中,改编成今年的新年贺岁广告,在电影院中放映。

怡保高庭与回教堂之间的那条路,就是余焕明“摆档”的地点。除了周休二日,他每天都风雨不改把车子开到上述地点,把车子停好在树荫底下,打开车尾箱搬出一台打字机、一张桌子,坐在车尾箱上,随即开始投入工作。偶尔遇到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他要马上收拾打字机,躲入车内避雨,等待雨停了才重新“摆档”,如果接近下班时间,他就直接开车回家了。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什么东西都要懂一点,不像现在的人很专业,但是只专在一个领域上。”——余焕明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什么东西都要懂一点,不像现在的人很专业,但是只专在一个领域上。”——余焕明

不必考试直接领证照

表格填写员,是时代背景下自然而生的行业。余焕明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不会英文和马来文,他们无法应付政府部门的文件,自然需要表格填写员的帮忙。”他拥有中五学历,中学念的是英文学校,“那时候英文吃香,读英文书比较可以找到吃。”然而,自学校毕业以后,他并非马上投身表格填写工作,而是当过锡矿场“阿督爷”,锡矿行业没落了,他又转行改当房屋装修承包商,“在这两个岗位上的时候,我很常到政府单位走动,政府单位里的人,我算是熟识的。”

成为表格填写员,是争一口气的结果。当时从事房屋装修承包的他,遇上了行业不景气,当他在想著其他出路时,有天他在茶室与老朋友喝茶,朋友口头挑战他说表格填写员的证照很难拿,为了争一口气,他决心一定要拿到这张证照。他得意地说,“以前证照是由怡保高庭发出的,我去到不用考试,他们直接发证照给我。”他表示,证照需要每年更新,费用为15令吉。“以前,证照是由高院发出的,现在高院太多案件需要处理,已经无暇兼顾了,改由辖区政府发出了。”

余焕明非常爱护打字机,还特意将他们包起来装在皮箱里,延长打字机的寿命。
余焕明非常爱护打字机,还特意将他们包起来装在皮箱里,延长打字机的寿命。

帮忙看过合同,老板再签约

余焕明以前在学校学过打字,因此难不倒他,“我们以前是用10只根指打字的,不是用一根手指打。”80年代,他四十几岁开始在怡保大钟楼街开档。“以前那些小档,通常是帮人写信回唐山(中国),刚好附近有邮政局,把家书连同一些物资寄回唐山。”

余焕明很少帮人写家书,“那时中国已经开始发展,不再需要这些旧衣服鞋袜了。”倒是经常处理的文件包括发展商扩建申请,对政府部门及商家不满向仲裁庭提交的投诉文件,最普遍的就是向银行申请贷款及陆路交通局事务需要填写的文件或表格。

“以前银行的文件,很多老板都会找我先看过合同,之后才会签名。那些老板,现在都不在了。”他继续说,“有时候还得帮忙填所得税表格,也有翻译法庭文件,例如父母想割让房屋给子女,我也帮忙他们处理所需的文件,总之什么都做一点。”从事这行多年,他跟政府单位的人员也很熟了,“他们偶尔开玩笑跟我说,别乱乱打信,不然我们会很麻烦。”

在外“摆档”遇到下雨天,余焕明要速速将打字机包裹好,然后躲进车里避雨。
在外“摆档”遇到下雨天,余焕明要速速将打字机包裹好,然后躲进车里避雨。

非专业,样样懂一点

谈及以前跟现在的最大变化,余焕明说,以前文件以英文居多,现在政府文件都使用马来文了,“30年前是英巫文参半,二十多年前全转成马来文了。翻译法庭文件时,会出现很多的专用名词,我们还有一本翻译指南可供参照。”如今的文件类型亦有变化,“以前处理的文件类型多元化,现在我处理文件最多的,是装修师傅的报价单。”他笑称,每年3月是报税的季节,亦是他最忙碌的月份“因为我接到很多所得税的案子,很多做生意的人会拿单子来,我要帮忙他们处理财务报表。”惊讶余焕明好像什么都会一点,他笑说以前的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什么东西都要懂一点,不像现在的人很专业,但是只专在一个领域上。”

余焕明与太太相识于红十字会,两年前与他牵手近半世纪的老伴,回到了天父的怀中,但是他家里的工作台上,依然挂著太太的照片。
余焕明与太太相识于红十字会,两年前与他牵手近半世纪的老伴,回到了天父的怀中,但是他家里的工作台上,依然挂著太太的照片。

工作既然不吃力,何必退休?

那个年代,每一名表格填写员,工作时都会携带一台打字机,打字机发出的“啪嗒”声此起彼落,成为大街上的交响曲。如今人人改用电脑键盘,那种清脆的声音,已经很难听得见了。

余焕明还在坚持使用打字机。他说自己不是不会用电脑,只是他“摆档”的地方没有电源,因此他还是继续使用“不插电”的打字机。“档口都是处理一些急件,我回家就用电脑处理一些翻译文件。”

以前打字机是他的“揾食工具”,然而现在打字机已成为“老古董”。他的家中收藏了5台打字机,其中一台是相识多年的熟客,不舍得淘汰家中的打字机,转送给他的。“现在如果打字机坏了,已经很难找到人修理,我都是自己修,一些零件也很难找了,找不到的时候,我就找其他东西替代。”最近余焕明的车子被偷,放在车内的一台打字机也随之损失了。谈起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他还是感到很痛心,也让他一度无法开档做生意。

余焕明与太太育有二男二女,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与太太都是天主教徒,他每个星期天都休息,与太太一起上教堂,即便3年前太太已经过世了,每个星期天上教堂的习惯,依旧维持不变。他说,太太一家人都是念英文书的,“我岳父是读英文书的,岳母是护士长,我太太的英文程度比我还要好。”太太有否指导他的英文呢?他摇头笑说,“没有啦,自己人很难教。”

询及是否有退休的念头,他也摇摇头说,“为什么要退休,这份工作又不用搬搬抬抬。”他指著自己的脑袋说,“如果不多用用,到时连怎么回家都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