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文指铭刻在石碑上的文辞。根据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记载，古时候的周朝人往往会在宫室宗庙内树立石桩，籍以观察日影移动来判断时间，或是栓绑祭祀所用的牲畜。然而这些“石桩”本来都没有铭刻任何文字，但因历史发展的关系，后世人便在这些石上刻字记事，因而产生了碑志文（也被称为碑铭或碑志）。最初，古人先是以铜器钟鼎等器物记功载事。然而因为“庸器渐缺……以石代金，同乎不朽”的关系，于是他们便以石碑替代青铜器了。
从文体分类来看，墓碑文与墓志铭都属于碑志文的一种，主要记述死者生前事迹及后人称颂悼念的文章。其他如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功碑，或是记载建筑兴建缘由的宫室庙宇碑其实也都属于同个文体类别。由于碑志文是一种记事文体，因此它也具备著重要的史料价值。
以马来西亚为例，傅吾康及陈铁凡便曾在六十年代出版《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三大册，可谓为本土华人研究保存了重要资料。即便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不少著名的碑志文其实也都出自名家之手。特别是汉唐以后的墓碑文，其中更往往以生动感人的文采著称，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与欧阳修《泷冈阡表》等等。在今日的柔佛新山域内，芳躅留驻于柔佛再也义山的蔡梦香墓志铭便由香江鸿儒——饶宗颐所撰。
铭诔与墓碑文
提及墓碑文与墓志铭的发展脉络，还得回溯于《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将“诔”与“碑”并称，不免令读者感到疑惑——究竟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惟据清代学者黄叔琳指称，原来“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向散文体靠拢，因此刘勰便将两者并列，但“别（而）论之”了。
“诔”在古文指“积累”，是周朝贵族逝世以后，用以累计生前德行以确定谥号的文体。其内容主要叙述死者生前的德行、聪慧或姿容。然而自战国以降，这类文体便不再局限于贵族圈子了。应注意的是，“诔”的特征是积累德行的文章，它与汉朝司马迁《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不同。
学者周振甫在探讨两者之间的差别时便说：“诔文只要累其德行，不需要刻划人物。传记主要在写人，即使没有德行可累，要是其人可传还是要为他作传的。因此传记中有不少刻划人物的好文章，而墓碑志往往概要地叙述人物的德行，缺乏刻划人物的描绘”。
纵然墓碑文与墓志铭发源于“诔”，内容也以记载死者的生前事迹与德行为主。但应注意的是，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不限于记载德行。以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为例，其内容便将死者性格刻画得有声有色，俨然是一篇人物传记。由此可知，即便墓碑文与墓志铭最初是适应古代殡葬礼仪所产生的文体，但发展至韩愈手上，他便以天才般的文学手法扩充之，几乎将它变成一篇优美的散文或传记。
读到这里，我们不免追问——墓碑文与墓志铭究竟有何区别？实际上，墓碑文主要分成埋在地下及立于地上两大类，前者通常被称为墓志铭而后者普遍被称谓墓志文或墓表文。所谓“铭”在古文指的是“铭刻”，则“志”指的是“记载”。另外也该说明的是，由于碑文的安放位置及形式内容不同等关系，历朝历代的学人又因之划出各种不同的称谓，譬如为“安放某处而待下葬”所写的被称为“权厝铭”。但无论名目如何繁多，其行文内容性质大抵都相去不远。
这些墓碑文或墓志铭一般由死者家属礼请能文之士代笔，一些著名诗人或作家所撰写的墓碑文更往往别具风格。基本上，墓碑文通常备有记述死者生平传记及颂赞铭文。前者称“传”或“志”而后者则称“铭”。
北京大学褚斌杰在讨论这类文体时也说：“墓志铭在写法上也有许多变体，如按照常格，应有志，有铭，志用散体（散文体），铭用韵语。但后世也有有志无铭的或有铭无志的，也有铭文用散体的。后世于志铭前又另加序，称‘墓志铭并序’，这是因为后世逐渐以志文为主，形成了以志为中心的前序、后铭的体例”。
柔佛新山墓碑文
在今天的柔佛新山，所知有墓志铭或墓碑文的坟茔有王宓文墓、蔡梦香墓、曾锡圭墓及黄庆云墓。据詹杭伦《南洋诗赋集》所收录的〈郑良树教授墓志铭〉推断，安葬在振林山中华山庄的郑良树墓未来或许也会拥有墓志铭。可惜的是，因为长期缺乏史料或宗教忌讳等关系，这些年代久远的碑文向来也较少人关注。
王宓文是华人研究权威王赓武的父亲，也曾是宽柔中学校长。他在位期间率先拒绝政府改制，也制定毕业生必须撰写论文以提高学术水平，可谓对宽中贡献良多。至于其墓碑文则收录在王赓武主编的《王宓文先生纪念文集》。
蔡梦香则是享誉新马的著名画家，也是香江鸿儒饶宗颐的书法启蒙恩师。然而相关蔡梦香的记载却较为零星，目前所知有萧遥天《读艺录》、饶宗颐《澄心论萃》以及潘国驹、邹璐、何华等人的《新加坡潮州文化名人录》。至于其墓碑文则收录在新加坡重要文人，也是香江四大才子蔡澜父亲——柳北安所主编的《蔡梦香先生书画诗集》。
最后是曾锡圭，他除了是文人也是一名抗日将领。根据史料记载，他曾参与缅北滇西战役。但尔后因国民党派系斗争等关系而不得重任，最终郁郁寡欢南来任教。巧合的是，其墓志铭竟由王宓文所撰，迄今也收录在《王宓文先生纪念文集》。惟才能所限，相关黄庆云墓碑文的简介则俟来时。另外应提及的是，以上收录在文集的“墓碑文”实际上也与刻凿成品有若干文字差异，而其中缘由尤有待后人考究。
已故书法家杨金荣曾有志展开系列拓碑工作。据报章记载，十馀年前他在扫墓时意外发现蔡梦香墓，尔后便发奋研究本地华人义山的墓碑文及墓志铭。在漫长孤寂的探索中，他先后在新山牧野发现王宓文及曾锡圭墓。为避免碑文风化，于是自习拓碑以图将它们一一载录。无奈天妒英才，2020年中，他便抱著遗憾撤手人寰。其事迹不禁令人遥想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史学家——连横。
连氏作《台湾通史》时便曾感叹台湾先辈因文史零落之故而不为后人所知。期间他“陟高山、临深谷，揽怀古迹，凭吊兴亡，徘徊而不能去”，也为前贤“墓门已圮，宿草茀焉”而慨然。最终的他选择在故纸堆流浪，因而完成诸老列传以传颂先人事迹。以此比照杨金荣心境，终究不免令人感叹有若干相似之处，却也令人惋惜不已。呜呼！是岂南洋士林之不幸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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