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位于中国北京的廉价公寓里,发生了一场致命大火,19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当中有8名是小孩。住在那一带的,都是来自中国其他省份的外来打工者,他们为了工作,来到北京,住在环境恶劣的出租屋或工厂提供的宿舍,再艰难的生活也忍下来,只是没有想到,他们最终会赔上自己的命。
在火灾发生的时候,他们尝试逃生,但是密闭的空间,让人无处可逃,他们在浓烟中挣扎,咽下生命里最后的一口气。这场惨烈的火灾,没有促使政府部门改善外来工的生活处境,反倒是以“安全隐患”为由,展开连串清理人口的行动,把大批的底层工人赶离他们生活的地方。这场针对所谓“低端人口”的官方行动,自大火烧开以来,至今仍然雷厉风行地进行著,行动充分体现出中国式效率是如何惊人。
以驱离“回馈”劳动者
“低端人口”代表著低收入、低学历,从事低技术工作的群体,这个歧视性的用语充满争议,中国国务院后来也要出面否认这是官方用语,只是,在街道上却可以发现“清理低端人口”的标语,毫无掩饰地飘荡,而更重要的是,官方的实际行动比用语来得更为伤人。
在一个月内,北京城赶走了十万人,民工居住的地方被断水断电,官方以极端的方式进行逼迁。在零下负四度的天气下,民工无家可归,半生劳动,建设起繁华首都,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毫不留情地被赶走。连带的民工子弟学校,也被神手推毁,这就是政府“回馈”劳动者的方式。
这些都市的贫民窟,与其说是安全隐患,更确切的是,它的存在是一再提醒政府不愿正视的贫穷问题。驱赶低端人口,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每逢大型活动或重要日子,大城市的边缘人口都会被逼赶走,像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大量的民工、无业者、流浪者、寻求公义的上访者,他们都被硬著赶离北京。
人赶走了,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当然不,但当权者似乎都偏爱这种眼不见为净的处事方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她的博客里提及,数年前,在一场“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里,马来西亚的官方代表便高度评价中国的地方市容,在会上,他通过翻译向中国的官员请教,如何能保持城市如此干净,为什么中国的城市能没有贫民窟。
当时,中国官员自豪地回答,不能让农村的人口进城镇定居,他们只能到城市里打工,但不能和城市人享有同样的福利,因为政府不希望出现像巴西、印度等国的“贫民窟”现象。
官员深信,打击低端人口,驱赶他们离开城市,贫民窟便不再出现。马来西亚虽没有如中国的户口制度,没有限制不同乡村的人口到城市定居、工作和接受教育,但大马社会日渐两极的贫富差距、政府逼原住民离开森林,在他们的土地上发展水坝、又逼农民和村民离开他们的土地以进行发展计划,这类的驱离行动,与中国式的扫除行动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别。
互相依存的关系
政府不愿面对城市贫穷的问题,只想到如何以最快的效率,把他们赶走,这样的城市治理思维和管理手段,不管是落实在寒流中的北京,还是长年炎热的马来西亚,同样地不人道。这类的行动只是针对低收入的边缘群体吗?行动以后的城市,真的比以前更加的光鲜亮丽了吗?
在北京政府进行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后,大批原本居住在城市的外来工人大批撤离,当地的地方经济随即频临崩溃,没有人租房子、没有人消费,村子空了,那些外来工社区失去了原有的活力。
政府忘记了,他们口中的低端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他们以为外来工人破坏了市容,却忘记了一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正是由这些“低端人口”支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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