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及病逝于槟城的伍连德,被喻为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其也因防治鼠疫的成就,成为第一位获提名诺贝尔奖的华人。

武汉肺炎日趋严重,不但蔓延世界各地,马来西亚也出现了10起病例。每当这类大规模突发传染病发生,伍连德医生就会再度被人提起。硕士班时也因曾陪同老师拜访已故的伍玉玲女士(伍连德长女),对伍连德医生的记忆非常深刻。

伍连德医生在槟城出生,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槟城短暂行医之后,1908年前往中国出任当时的陆军学堂副校长。1910年12月,伍连德带著学生助手到东三省处理鼠疫问题。短时间内发现鼠疫是传染性与致命性极强的肺鼠疫(死亡率达95%),并确认感染源是毛皮猎人接触到旱濑(土拨鼠)所导致。

确定病源的同时,伍连德也采取一系列防疫政策。例如测量体温、戴口罩、消毒、迅速处理尸体、隔离病人、病患分流(以车厢作为临时医院)、交通暂停和封锁以阻绝进一步扩散等等(虽然要求当地居民不可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但当时并非如同今日武汉那般完全封锁,而是要求离境者必须先隔离确保无病后才可放行)。这些政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全盘接受伍连德的建议并强力执行,也严惩执行不力与隐瞒病情的官员,使得以专家主导的防疫工作得以全面进行。

生成标准防疫程序

1911年4月鼠疫被扑灭,虽然以6万人死亡告终(当时未有抗生素等药物),但肺鼠疫的极高死亡率以及疫情得以限制而不扩散至全国,可见伍连德与东三省政府的努力。伍连德医生当时的防疫做法,成为后来人们面对传染病大规模爆发时的标准作业程序。他本人也因此成名,随后担任许多与中国公共卫生有关的职位,推动中国公共卫生与医学的发展,甚至也因肺鼠疫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

现今的武汉肺炎,让人再度想起伍医生和他的做法,现今的防疫政策也常常可见其影子。马来西亚对于疑似患者采取隔离观察,以及指定某些医院处理武汉肺炎,与伍氏当时隔离与分流病患的做法相同。这减少了进一步扩散,也可集中资源治疗病患。

现在通行的戴口罩以降低传染机率的做法,也是当年伍连德提倡的。虽然马来西亚因为未陷入内部人传人的传染,因此暂时不需要戴口罩(但根据现行看到的建议,如果前往医院与人多的地方,或者发烧咳嗽和体弱/慢性病患者,需要戴口罩)。可是如果武汉肺炎开始在马来西亚内部传染,口罩就成为必需品。再加上马来西亚的口罩反而需要中国供应(中国现今暂停口罩出口),因此外交部长赛夫丁说捐助手套而不捐口罩,也是为了预防我国需要口罩时不会没有口罩用。

希盟恐被指责

虽然马来西亚现行的防疫政策可见伍连德的影子,但是伍氏当年提倡的暂停交通与封锁政策,中央政府却未实践。当沙砂两地政府仿效新加坡和美国,暂时封关禁止来自中国航班或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中央政府却仍未下令禁止。由于武汉肺炎至今已经不限于武汉/湖北一地,感染者已经遍布中国各地,广东深圳已经有人传人的现象,德国与西班牙的病例更显示其传染性极强,因此扩大到限制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有其必要。

由于潜伏期时就有传染的可能,让此防疫做法显得更加重要。仍未封关的日韩两国的患病人数不断上升,并且已经开始出现内部人传人的病例。因此,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应该紧随沙砂二地政府,暂时封关禁止来自中国航班或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以减少马来西亚病患增加的可能。

此外,马来西亚的公共卫生观念薄弱,如果大规模爆发,将会是一场大灾难。人民非常可能因此大力指责执政不到两年的希盟政府,认为政府防疫不力,导致其连续执政的可能性大幅削弱。

虽然历史并不一定提供教训,但是伍连德医生当年的诸多防疫做法成为现代防疫体系的雏形,并且仍有许多可参考之处。希望政府谨记这些历史与人民福祉,好好处理此次武汉肺炎。

庄仁杰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东南亚近代史与海外华人史。目前研究以吉隆坡和新山的华人社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