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考背后的文化战争

政府承认统考，在国阵时代兜兜转转就是走不完最后一里路，509前希盟把它列入竞选宣言，选后却面对巫统、伊斯兰党和马来社会极大的反弹，前文化部长莱斯亚丁更强调需要统治者会议同意，仿佛这将会动摇国本。

根据2014年数据，独中毕业生只有8,105人，其中升学的只有6,194人，国内升学的更少只有3,484人，（凭其他文凭）进入国立大专的只有16人；而同年本地国立大专联招的学生有37,467 人http://www.mstar.com.my/berita/berita-semasa/2014/08/11/tawaran-ipta/。

在SPM国文优等的条件下承认统考，能够因此进入国立大专的短期内应该不会超过数百人，不会对教育系统有重大影响。

为什么马来社会反应如此激烈？这不是仅仅出于对统考的若干事实误解，譬如参考书是台湾编写的。更大的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以语言为本的文化战争在酝酿再起。

大致上单语的美国，文化战争是保守派（白人为主）与自由派（白人与少数族群为主）的对决，战场与符号从上帝、枪械、同性恋、堕胎权利、扶弱政策到移民政策等，政治取向上分别倾向共和党与民主党，阶级上自由派白人中以中上阶级居多。

相比之下，马来亚/马来西亚的文化战争，主要是多数族群（马来-穆斯林）与少数族群（非马来人-非穆斯林）之间，表面战场是语言、宗教，实质牵涉到政策层面的公民权益。我把族群对这些议题的分歧概括为“1946年问题“：公民可否差异而平等？

语言不仅仅代表族群地位（所谓尊严），更决定就业与升学机会，因此在独立后30多年是族群张力的最重要断裂线。

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尊崇马来文的方式，一方面是力求以马来文取代英文作为主流教育的媒介语，在1970-80年代逐步完成；一方面是限制与围堵少数族群语言的使用，尽管诉诸不准增建华小等手段，令他们沮丧的是，华小的非华裔学生比率却逐步上升，至今达到16%，在生源上是最多元的源流。

马来文作为族群标志(ethnic marker)的重要性，却在1980年后弱化并让位给伊斯兰教。原因有二：第一，新经济政策扩大了马来人的中产阶级，也扩散了英语的应用；第二，伊斯兰党与巫统的竞争推进了伊斯兰化，族群扩张的方式从语言同化转向宗教归化。

1990年后，马来文在国内地位盛极而衰 ；外因是冷战结束后全球一体化强化英文的地位，而中国之后的崛起也增加了中文的商用价值；内因是1990年大选后险胜的国阵提出文化开放政策以安抚非马来人，多元文化主义在发展旅游业的考量下得到空间。

今日马来社会，绝非铁板一块。从语言与阶级来看，说英文或通双语甚至多语者多为中上阶层，而说马来文者多为中下阶层。而两者当中同时有自由派、温和派民族主义者和强硬派民族主义者等不同流派。

马来社会内的文化冲突，固然体现在自由派与强硬派在宗教议题上的对撞，譬如G25、伊斯兰复兴阵线IRF等自由派机构对JAKIM等宗教机关的强力批判等；也同时存在阶级间对语文态度的张力，譬如对双语教学计划（DLP）就同时有强烈的支持与反对声音。

整体上，马来社会越来越接受提升英文能力的重要性，学习中文者也与日俱增；然而，马来人主流最多只可能接受国英双语系社会，而绝对无法忍受连中文都可以与马来文平起平坐，因为华人的低弱国文水平被解读为对马来人的蓄意鄙视。心理上，马来人对英文的开放甚至可能需要压缩中文来平衡。

从巫统、伊斯兰党与马来右派的角度去看，马来人主导权在变天后受到两种“威胁”，马来人应该大团结，饲机夺回政权，或者至少阻止希盟典当马来人权益。

第一种“威胁”是传统马来人出任的重要官职落入非马来人手中，西马华人出任财政部长后，复有（不谙马来文的）印裔基督徒出任总检察长、东马华人出任法律部长、东马土著基督徒出任联邦法院院长。第二种“威胁”就是中文的扩张，先有财政部长引申宪法的纯中文脸书帖文，继有统考承认的议题。

对于逾六成支持国阵与伊斯兰党的马来选民来说，马来人大权旁落本来就是长期的担忧，变天后已经在密集注意各种变化的指标，感受到这两种“威胁”完全不足为奇。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派马来人并不视第一种趋势为威胁，从马哈迪文胆到公民社会精英，都出言力挺，很快就中和了反对声音。相对的，华教运动面对第二种“威胁”论的强攻，除了支持诚信党的穆斯林组织Ikram在与华团交流后四平八稳地主张继续交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外围的声音支援。

这意味著，如果巫统与伊斯兰党要借发文化战争来动员基本盘，语文是没有成本的战场，因为它不会是马来人之间的文化内战，而是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争斗，完全有利于分裂希盟支持者。

华社对统考承认前景不明朗感到震撼、挫折，完全可以理解。从往昔的甲必丹与苏丹、王侯的交情，我们发展出“社群对政府”（community to government, C2G）的游说。

由于巫统大致上控制马来社会民意，而马来在野党在1990年后尤其是过去10年对华社非常友善，游说失败的原因一般上就是未能说服执政党与官僚。巫统倒台后，我们现在发觉，能牵制住执政党履行诺言的竟是马来在野党与民间社会。

我们当然可以指责希盟轻诺寡信，没有政治意志，甚至可以在将来用选票教训希盟，看看再一轮变天能不能让我们如愿以偿。

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考虑我们过去从来没想过或没意愿做的事：“社群对社群”（community to community, C2C）的游说，接受整个社会都是华教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 不管是慷慨激昂的反对者，还是默不作声的旁观者—的客观现实，然后理解各方面的利害喜恶，争取盟友、化解敌意，建立对华教有利的统一战线，让不止统考得到承认，华小增建与拨款也能制度化。

C2C的游说，当然不能只发文告、提备忘录、为支持本身议程的政党拉票，而必须开拓论述、做民调、结交八方；但这些都耗力花钱，无法单靠民族主义的口号凑功。
在统考面前，我们或许要照照镜子，看看里面是不是好龙的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