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遏阻新冠肺炎持续扩散,国盟政府在一月初颁布行动管制令2.0,以及获得国家元首的认可下颁布旨在冻结立法权的紧急状态,遂使慕尤丁政府的权限倍增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境界。

自“阿爸藤条论”惹众怒后,慕尤丁似投鼠忌器,凡事以抗疫“过桥”。控制疫情固然重要,国盟却利用此名堂进行龌龊的政治角力,例如以抗疫为由颁布紧急状态,冻结国会和州议会,让行政权顿时架空立法权和司法权,慕尤丁的意图昭然若揭。

有的政党和领袖大力为慕尤丁背书,并将球踢给在野党和巫统不安分,多番动摇政权的企图造成的局面。对于紧急状态令的施行,国盟成员党纷纷拍手叫好,出乎意料的是,国阵的马华竟乖离巫统主流派不苟同紧急状态的表态,选择为紧急状态背书,可见权欲型塑政客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不得不说,这种以他者威胁作为破坏国家体制的借口完全是倒果为因的无稽之谈。如果执政党达成内部共识,齐心抗疫和振兴经济,即便掌握108席的在野党按捺不住“再政变”的欲望,国盟也依然稳定自如,毕竟微弱多数还是多数。因此,最大的问题出自国盟政府的无能,狂派政治酬庸,做足各种玲琅满目的门面功夫,却从来不将心力投注到政治沟通,展现风度地跟巫统反动派、希盟、敦马阵营和其他在野党协商,而是任由对绝对权力的饥渴操控政府,以致不愿做出丁点妥协而触发连连的政局波动。

更不能接受的是, 国盟政府不止冻结国会下议院,各州议会也受牵连,连最低限度地给予州政府制定法案、反映民声和回溯政策的途径亦截断,国州议员同时丧失议会问政与服务选区的功能。

此外,立法权的“休克”进一步纵容侍从主义(clienism),只要服从权威的政党和领袖就得丰厚的恩赐,任何质疑政权正当性的声音都不好过,因而不难理解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公然发难批评慕尤丁在选区拨款的不公平待遇。

藉抗疫之名行保权之实

国盟掌控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在新春防疫指南上,兜兜转转,这显然行政权过大,以致聆听外围声音的管道被切断,造成政府所施行的措施频频“撞壁”,直到问题持续发酵引起众怒时,政府方才晓得征询非政府组织的建议。实际上,朝野政党都肩负向政府传达民间意见的重任,惟慕尤丁政府的紧急状态已间接为民代“推卸责任”。

即便紧急状态将朝野政争贴上休止符也难掩国盟政府藉抗疫之名行保权之实。若真要将两者扯上关系,倒是2020年7月国盟策划沙巴州政变未遂而起,没有国盟的默许就没有慕沙阿曼的策反行动,也就不会发生沙菲益解散州议会触发改选,第三波疫情爆发可能也不会出现。

以此观之,慕尤丁颁布紧急状态根本旨在保住乌纱帽,将阻碍他的所有绊脚石逐一移开,运用绝对的行政权制造对他最有利的局面再举行大选,说再多的朝野团结抗疫也掩饰不了对权力的贪婪。无论如何,国盟的紧急状态必然腐蚀国家体制,破坏大马的国际形象,如果马来西亚在2021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从第39名大滑落,那也是意料中事。

冯振豪

生于霹雳怡保,毕业自怡保深斋中学,台湾国立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学士,曾于怡保培南独中任职员,自由撰稿人,热衷研究国内外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目前于东吴大学政治所进修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