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正其身，再求接纳　重归正途事在人为

没有坐过牢的人才会说“坐牢有什么好怕！”，因打劫被判入狱7年的刘泳康剖白心迹，说那是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人生中，重来的机会或许只有那么一次，不得不格外珍惜。刘泳康认为，“更生人”融入社会，自身的意志与定力比外界的眼光和包容度来得重要。

今年31岁的刘泳康清楚地记得自己出狱的日子，“2013年6月24日”，无需费劲，就准确说出日期。扣除羁押拘留、假期等时间，一共入狱4年8个月。目前从事食品销售工作的他忆述：“那时候很自大，觉得没什么办不到的，吃了冰（冰毒）后，胆子更加大。一开始是随机抢名贵车，一次又一次成功后，开始计划性地打劫金铺。”他坦言，迷恋赚快钱的感觉，加上花钱大手大脚，必须不断赚更多钱来填补欲望。

“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做这一行，没法长久，但想回头已经太迟了，加上碰了毒品，脑袋不清醒。当时一心就是想快一点弄到更多的钱来继续挥霍。”俗话说“已经洗湿了头”，骑虎难下，难有真正收手的一天。他还记得警方上门逮捕时，自己正在睡梦中，“警方应该是紧抓这条线很久了，其他同党也在当天被杀个措手不及，其中2人反抗，和警察驳火，死在枪下。”在这之前，刘泳康也曾被羁押60天，但后来避过检控，他以为幸运会持续，但这一次并没有。

警方势必要把这帮干下无数劫案的不良分子绳之于法，他最终认栽，被指控及判刑的案件一共3宗。而他自己也早已数不清究竟干过多少单案。家里从事饮食生意，父亲是正当商人，刘泳康并没有坎坷的成长背景，犯案也并非穷途末路，逼不得已。他指自己无心向学，入社会后在夜店结识猪朋狗友，很快地就被纸醉金迷的生活给迷惑。

不戒毒瘾难行正路

眼前的他粗犷黝黑，但感觉不到他身上散发暴戾之气，他坦承自己在入狱并接触佛法后好好反省过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的原因，“毒品是源头。”他说：“在监狱里看到很多人进进出出，主要原因就是毒品戒不掉。”毒品的可怕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吸毒后失去理智，干下的事情在清醒后连自己也感觉心惊。刘泳康发自内心地吐露：“坐牢真的很难受。再也不想进去。”意识到毒品的祸害，入狱后他便决心戒掉，他不讳言：“牢里还是有诱惑，但是我下定决心不碰，就是不碰。如果你总是用各种理由让自己今天碰一点，明天碰一点，永远戒不掉。”

分别在雪州双溪毛糯和加影监狱服满刑期，提到真正大彻大悟的契机，刘泳康说，“在双溪毛糯时，同房的都是军火犯，军火犯光是听就觉得可怕，可他们每天在抄经、念经，反正我闲著也是无聊，也认识字，就拿来读。”那之后，他主动在弘法导师到监狱弘法时前去听课，“可能这就是‘佛缘’吧，我能吸收到他所讲的，也逐渐不再钻牛角尖，领悟到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起初只是出去看看，后来越坐越前排，生怕听不到，有的时候因为人太多，还会被限制参与，让他有点失落。

家人探监　如获救赎

坐牢的难受在于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即便是伤透父母心的大儿子，刘泳康却还是挂念家中。堂堂七尺男人，高墙铁窗里的寂寞，仍是教人忍不住流下男儿泪。“刚入狱时，家人不接受我，没来探望，来的都是以前那些朋友，当时我心里想，我出去（出狱）时的场面，应该是朋友来接，然后我东山再起。”

他坦承，当时对家人没有出手相救，心里有怨。“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能做到什么，但对于他们就这样把我送进去，我心里很气。”当时不懂事，不知道做错事要承担后果，现在的他总算明白这份苦心，“他们希望我吸取教训，而我自己也知道，如果那时候没入狱，现在肯定还是很坏。”

哀莫大于心死，家人在他入狱约一年多之后，才前去探望。“一开始是师兄（吉隆坡自在园地社会关怀中心主席郑素福）他们来，后来姑姑来了，来了之后带妈妈过来。”入狱期间，姑姑和婆婆来得比较频密，母亲探访过2次，父亲则去过1次，他笑言，家人愿意前去探访，自己的心顿时豁然开朗，似是获得救赎。

他有点尴尬地透露，其实父亲至今都还是不完全信任自己，“我跟他说我已经没有吸毒了，也知道自己的路要怎么走。其实还是有些身边人会煽风点火，说我们这种人永远都不可能变好，但我觉得自己知道自己已经变好了就行了，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否则就真的会变成他们口中所说。”

刘泳康入狱时已有妻小，身陷囹圄的同时也面对婚姻破裂，妻离子散。硬汉如他也难免感慨：“坐牢真的让我失去很多。”他指自己已不复以往，已经没有了那团“火”，从前唯我独尊，眼里容不下一颗沙子，动不动就翻桌子喊打喊杀。他承认，人在江湖，现时仍无法完全从社团抽身，但也希望有朝一日能“上岸”，做小生意，过平淡日子。

使正能量成为新标签

接触过无数犯下大小案件的服刑人，郑素福曾提到死刑犯最渴望的事是淋雨。死刑犯住在独立囚房，每天只有1小时能到房外围起来的走廊活动。许多最简单不过的事，在牢狱里都如登天般难。刘泳康也说，只有在失去自由时才知道自由的可贵，“每天看著四面墙，看著看著就看见了自己，听见内在的声音。”他不做修饰地指不知悔改、总是进出监狱的人“厉害”，厉害的不是无惧铁窗生涯的难捱，而是可以无视难得一回的生命不断地堕落，身体不自由，心灵亦受困。

“更生人”能顺利融入社会吗？刘泳康铿锵有力地说：“不是看别人要不要接受你，而是你有没有努力去证明？自己的态度要先改变。”他指，案底并没有写在脸上，求职时大可不必主动告知。那如果过后被发现了怎么办？“那你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发挥效益，是不是有证明曾经犯错，但已经悔改？监牢里有安排工作，但是没什么人真正认真去做，都是摸下摸下，一样简单的东西做两个月才做完。但是出到社会，这样的态度，谁会忍你？”

他不否认，有服刑二三十年的囚友出狱后和社会脱节，举个例子，智能手机是近10年间才有的产物，他们不得不重新学习。“有人无法适应仿彿两个世界的当今社会，选择躲在家里，但我也有个认识的人原本是死刑犯，坐了二十多年牢后被放出来，从事食品行业，从低做起，建立了自己的生意，还出了一辆大车。”这样的成功案例，无论是对郑素福弘法渡人的志向，抑或刘泳康改邪归正的新生，都起著极大的鼓舞作用，成为重要的推动力。

刘泳康简洁地用4个字作为总结——“事在人为”，也似是作为鼓励，说给自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