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正滋生

疾病的污名化，爱滋病尤烈，人人闻之色变30年前，台湾师大美术系学生田启元感染爱滋，经媒体披露后，震惊台湾。田启元如过街老鼠，只有杨婕妤敞开大门，让自己及一双儿女和感染者一起生活多年，从一个床位、一个房间、一层楼，到最后创立关爱之家协会，在台湾、中国收容上千名感染者。

浴室门打开，白烟蒸腾，杨婕妤从雾中走来，仍穿著睡衣，满手光沫，很狼狈。摄氏10度的冷空气让雾散开，才发觉浴室里还有10来个一岁左右的小孩，杨婕妤左手帮女娃娃抹肥皂，右手帮男娃冲水，五十几个孩子，她一个人分几次洗完。而她自己，早已全身湿透，湿发披肩出来，没有时间吹干，她开始收拾地上的玩具。

早上7时来到位于木栅的“关爱之家”妇幼部，一屋娃娃此起彼落，像混声合唱，除了杨婕妤，还有几个助手；一个几乎毁容的瘦长女人，抱著娃娃喂奶。女人从前是吸毒者，因此感染爱滋，也有精神病。杨婕妤说：“她常和别的病人打架，只有在这里和孩子相处，她的精神状况才稳定，没再发病。”操著中国口音的大妈，正一匙一匙地喂脑性麻痹的5岁孩子吃粥。孩子的父母均吸毒入狱，父亲出狱后曾来看过他一次，大哭一场，此后音讯全无。大妈也有故事，她嫁到台湾，被老公遗弃，无处可去。还有不少助手是外劳，她们不是劳动的机器，也有七情六欲，在台湾交了男友，珠胎暗结，生下孩子，也帮忙照顾爱滋病人，等存够机票钱，就要带著孩子遣返。

活在歧视底下

一屋的鳏寡孤独，承受各种污名的疾病、身份、国籍，杨婕妤无疑是那颗遍照一切畸零的太阳。寒冬里，她只穿薄纱长袖、七分裤、夹脚凉鞋。她是热源，不时有娃娃朝她爬来，像无尾熊抱紧尤加利树，攀著她的腿不放，多是双眼皮深轮廓的南洋孩子。

58岁的杨婕妤是关爱之家的负责人，投入照护爱滋病人工作逾30年。医药发达后，孕妇可透过服药阻断病毒，不传给下一代。关爱之家的爱滋宝宝少了，外劳收容收例增多，杨婕妤来者不拒，她说：“收容外劳是无心插柳，没想到外劳反过来照顾爱滋病人，成为得力助手。”同住的外劳不怕，外头的邻居则因为“免于恐惧的自由”，曾打官司要关爱之家迁离，一审邻居胜诉，二审时才在2007年通过修法：“不得拒绝爱滋病患安养、居住或其他不公平之待遇。”

杨婕妤一个照顾的病人是剧场人田启元。1986年时，田启元还是师大美术系学生，去成功岭受训时拉肚子，主动告诉医官他有爱滋病，成为头条新闻。师大学生写联名信给校长，希望将他退学，喧腾一时，田启元后来以电话授课的方式完成最后一年学业。

也是1986年，30岁的杨婕妤是独自抚养小孩的单亲妈妈。她是高雄人，高雄商专设计系毕业，27岁那年因前夫外遇，她跟朋友借了2万元，带著儿女北上谋生，一开始是房屋仲介，后来开设计工作室，田启元是工读的学生，“那时看他很落魄，想自杀。我家有多的房间就叫他来住，后来认识越来越多患者，我家最多收了10个病人，住不下，又另租房子。”

30年前对于爱滋病的污名尤烈，田启元的母亲害怕邻居异样眼光，不让他回家。杨婕妤只是雇主，却把他接回，同吃共住长达6年。因为有栖身之地，田启元后来才能在剧场界发光，在1996年过世之前，10年间他完成许多重要作品。

只因“说不过去”

“如果看见别人受苦却不帮忙，说不过去。”只因“说不过去”，杨婕妤敞开大门，接纳不断上门求助的病患，为了筹措经费，她做过二十几种行业，还出国跑单帮，带衣服回来卖，“我很会塞，一次可以带150斤的货回来，田启元也去欧洲帮忙带货，他很开心能出国透气。”

这天杨婕妤的早餐是志工带来的面包，她只啃了几口，9时离开妇幼部，驱车到专门收容爱滋病人的成人部，叠被折衣，一床巡过一床，不会动的植物人，她依旧摸头拍背，50岁的大男人，在她怀里像孩子一样。

78岁的龚伯伯来这里3年，刚来时全身瘫痪，如今复健到可以走路，“只要没出国，她一定每天过来，再烦的病人她都有耐心倾听，只要看到她，就很难放弃自己。”只有1/10的病人有能力缴费，其他的照护费用，都靠募款而来。南北共5个收容所，一个月房租要70万元（约7万7000令吉），妇幼部一天就要喝掉24罐奶粉。

某感染者的好友韩国强说：“以前她为了照顾病患，生活很拮据，常常煮了中餐，晚上菜钱就没了。只要是感染者，精神病患也收。有病人会全身脱光，蹲在办公桌上便溺，也有病人想独占她，忌妒她对别人嘘寒问暖，把她的头打破。”

家里的不定时炸弹

再难缠的病人，她皆不以为意，只因从小家里就有一颗不定时炸弹，那是在二二八事件遭受创伤的父亲，长期进出精神病院，一发作就拿刀威胁要杀全家。家在学校旁边，父亲会对著在操场上玩耍的她以及其他兄姐叫骂，说他们是妖怪的孩子，杨婕妤说：“我觉得丢脸，假装不认识他，后来索性下课躲在教室里，不去操场玩。”

父亲不事生产，且常砸坏母亲服装店的玻璃，母亲不离不弃，挑起重担，养大9个小孩。杨婕妤最小，兄姐离家早，纷纷出外求学，她遗传了母亲的刻苦耐劳，留家最久，婚后才搬离。家里经常连盐都没有了，母亲叫她去隔壁借，低声下气习惯了，所以她不怕丢脸，很敢募款，“如果没有这些磨难，我就不会有坚强的意志来做事，人没有评判他人的权力，我父亲也是精神病患，我为什么要拒收？”

把她打破头的病人，几年后在墓园上吊自杀，她无怨，照例送他最后一程。亲人不闻问，葬仪社不敢收的感染者大体，她去买棺木自己入殓。有一度开花店，原本载花材的厢型车，好常拿来载棺木，火化后举行简单的追思仪式，骨灰海葬，从此无伤无碍，无病无痛。

偷儿处境换来同情

她送走过上百个病人，“以前病人死掉，我会哭一礼拜，现在已能在遗体旁开玩笑。”死亡教她豁达，田启元去世时她人在国外，没回来奔丧。死亡也让她万分内疚，早期她出国跑单帮时，志工带记者来拍照，吓坏感染者，仓皇搬离，发高烧也不敢求助就医，因此去世。为了病人感受，此后多年她隐姓埋名，不露脸，不受访，也不对外募款。

直到2003年，她去中国，接触了河南爱滋村议题，村子里青壮年因卖血感染死亡，留下很多孤儿，老爷爷老奶奶看到她来，就跪下来，求她把孙子带走。“台湾病人已经让我焦头烂额，我何德何能再去帮助别人，每天哭不停，朋友劝我成立民间组织才能对外募款，那年才正式成立关爱之家协会。”2006年，她得到医疗奉献奖的肯定，两个月后，她在超市偷窃的新闻上了头版。“钱不够，偷了一罐奶粉、一包湿纸巾。真的很丢脸，但新闻出来后，当天就有接不完的电话，涌入大量捐款。”医疗奖是虚名，换来同情与资源的，反而是寒伧的偷儿处境。

乐观看待　孩有希望

多年来她的感情生活空白，“前夫曾想复合，但只要他一感冒，就疑心我带什么病菌给他，就不了了之。”女儿已结婚生子，本可含饴弄孙，但她仍放不下关爱之家。韩国强说：“她晚上回妇幼部，一堆小孩黏她，全部哄睡后，她才躺平，往往睡不到3小时，听到第一声婴儿哭声，她又爬喂奶。保姆还在睡，她体恤别人睡得不够。”

晚上她陪睡的是早产的爱滋宝宝，身躯细小，曾因狂哭而缺氧，一哭就要马上抱起来拍背。宝宝一身是病，她却很乐观，“现在爱滋可投药控制，等他长大就会发明更好的药。”

她细数乐观的理由，在中国河南收容的爱滋村孤儿，已结婚生子，回锅当工作人员。在台湾最早收的爱滋宝宝已上高中，仍住这里，“身体壮得像牛，早就测不出病毒量。”她喜孜孜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