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中成长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有时候连成人都没办法准确下判，又如何要求孩子精准判断？更别说是制定严格的“原则”。人是在错误中学习并且成长的，家长也必须秉持著教导的态度，带领孩子走向未来。

家长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家的领导者，做为一个领导者，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会犯下的大大小小过错，究竟是该对“原则”坚持到底??还是有别条路可以走？

社会总是充满了许多对立与争执的气氛，看著电视上的吵吵闹闹，我不禁对于这种对立与争吵有些感慨，对应到平日与孩子的相处，“原则”两个字不论在社会或家庭中都深刻影响著人与人之间的情谊。

家长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家的领导者，做为一个领导者，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是会犯下的大大小小过错，究竟是该对“原则”坚持到底，还是有别条路可以走？

错误未必真是错误

当一个感冒的孩子整晚吵著吃冰，父母是要坚守铁律绝不让他得手，然后让整晚家里都因为这个“原则”陷入争吵不休，还是能有些微的包容和妥协，避开最冲突的时刻，在事后再与孩子好好的沟通，对孩子才能产生真正的学习？孩子也才听得进去父母所希望他了解的价值观？

乐圣贝多芬一生写过许多奇奇怪怪的曲子，这些曲调让第一次听到的人都吓了一大跳，有人猜他可能是因为耳聋了，所以不知道自己写错；也有人猜他可能是故意的，可是当人们开始试著演奏贝多芬这看似错误的作品，却发现这些原本认为极不和协的曲调却有另一种特别的味道，人们进而开始接受与欣赏这种前所未有的音乐，最后人们的感受从吃惊变成赞叹自己怎么没想过音乐可以这样创作。

不少成功来自失误

入口即化、人人喜爱的东坡肉，也是一场阴错阳差下的产物，宋朝西湖的居民献上猪肉给地方官苏东坡，感谢他为百姓疏通西湖，苏东坡收到这么多猪肉献礼便打算把它做成红烧肉与大家分享。

红烧肉向来是苏东坡的拿手好菜，苏东坡要家人把肉切成方块，用他做红烧肉的方式做好后再连酒一起送到百姓家中，没想到家人将“连酒一起送”听成“连酒一起烧”，结果意外烧出比原来红烧肉更香醇美味的新口味，也就成了现在的东坡肉，这些美好的结局全都来自一个个意外的错误呀。

如果没有贝多芬的听力障碍，怎会有之后这么变化多端的音乐；如果不是苏东坡家人的失误，怎么会有现在这么美味的东坡肉。面对错误我们一般人是不是能用更包容更宽容的心情来面对，还是死守原则，把犯错定为罪该万死，无可转圜？

为家规不说话不值得

为一条家规一生不说话，值得吗？

小时候我跟妈妈去买鞋子，我妈妈坚持说你要买这个颜色，我说我不要，我也坚持要买另一个颜色，于是整个下午，两个人就争争争，争了5个钟头都没买到鞋子。两方都僵在那里，大家都忘了最初的目的，我们不是就是要来买鞋子的吗？结果却什么事也没做成，只留下一整个下午的对峙。

我们是要整个家一整个星期都吵吵闹闹，还是家庭的领导者能有智慧，适度的退让，在退让后再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谈？当父母的在冲突当下都有太多的威严、太多的自尊，做父母的要有“变通”才能沟通出孩子听得进去的道理。

在家中发生的事都是一些点点滴滴，如果一对父子因为一个家规一生都不说话，值得吗？还是那个家规可以“变通”，可以看清是规定重要还是情感比较重要？

“原则”害惨了很多家庭，“原则”害惨了很多父母和小孩的情感，“原则”也害惨了许多老师和学生的情谊。

社会上的对立给家庭一个很好的借镜，如果我们都能对犯错的家人展现出包容，或许这个包容会违背了所谓的“原则”，或许这个包容会与家规背道而驰，但因此展现出的气度与高度却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甚至赞叹他怎么可以做到这样！这就是高度，一个充满包容的家，什么事都不会难。

从孩子资质选择出路

二十多年前我刚回台湾，大学联招的术科请我去评分，评分中场休息时，有老一辈的音乐家和年轻的音乐家在聊天，我问道：“有的考生程度这么差，为什么要让他进来读？让他进来就是决定他以后要念音乐系，念音乐系就代表他将要走这一条路。可是他程度这么差，就算他熬到毕业了，竞争力不够，这个社会怎会需要这样的人才？”结果一位很老的教授说：“我管那么多干么！我自己活命比较重要，我不叫他们进来我不就没学生了？我就没办法教书了！”那次的对话，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的教书，尤其是对于专业的音乐教育，当我收了一个音乐系学生，其实是代表了对一个人未来的承诺。如果没有想这个层面，只把下一代当做货物一样在制造，制造者埋头拚命做制造，但并不关心货物卖不卖得出去，这货物若最后卖不出去，是不是只成为了世界的污染？

我们答应这些孩子进来音乐系，等他们毕了业却是根本找不到工作，如果知道这个产品根本不会有竞争力，是不是就不该让他进来，让这些孩子去念别的科系，不让他进来，就不会误导他。

这是为什么现在的许多大学生毕业后会没有方向，没有就业机会。

以饮食来说，现在很流行餐饮科系，我们培养了一堆的厨师出来，但相对的，我们有没有在培养吃的文化和品味？有人消费才会需要厨师。以音乐来说几年前我开始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主动减少了教专业音乐的时数，尽量把时间留在不断的做音乐会，培养听众，放大市场。

为下一代争取权益

不管是政府、社会或是学校，我好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去想过，我们有没有在出卖下一代？有没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把关，不要因为一己之私制造下一代无用的前途。

这次太阳花学运中，许多社会顶尖人士说小孩子们你们可以退场了，让大人来处理，我比较不能认同以威权的语气来看待下一代的反叛，我认为他们是年轻人但绝非小孩子，我们更要去想的应该是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被出卖了？面对一坪一百万的房价、找不到和所学对应的工作，我们这一代对下一代难道没有责任？

身为社会的中坚分子，我们不能只教自己的孩子，更该去想的，是这一代到底能为下一代做些什么？我选择从自己开始，从写文章、从亲子音乐会、演讲开始，把听音乐的饼做大。

不做不负责任上一代

很多父母对我说，孩子因为听我的音乐会而学提琴，我听到时觉得很好也很心安，因为他们都还是小孩子，他们把音乐当做嗜好、兴趣，但不是当做学科。

如果做为专业学科，站在教育端，我们应该要去看社会现在需要什么，然后才在学校培养对应的人才。现在台湾还是有25个以上的音乐系，先不要说演奏机会，可能连教书的机会都没有呀！而走入音乐系的孩子没有其他专长了，他的发展会是什么？站在教育端，这一代要去想像下一代的未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们这样思考，一旦教了就是一个承诺，将来这学生是要有发展的，然后值得一路栽培上去的。不只给文凭，该给的更是未来。

我们无法改变政府，改变领导者，但能从自己做起，做任何决定都思考下一代的“未来”，不做不负责任的上一代。

 

■本文载自台湾大提琴家──张正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