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勇：学校停课，谁说了算？

敬群华小共有1194名学生，上午班839名，师资70多人。3月开课，12日两名学生确诊。15日，累积9人。截至3月13日，共有17人感染。随后的新闻说：除了4E、4K、4M、6B、6U五个班级，连同老师，多校共有25人居家隔离。

16日学校首报零出席率，甚至因此影响比邻学校。唯遵照程序，既经校方上报教育部，首当请示卫生部评估。槟城卫生局局长阿斯雅玛妮随后解释，个别学校是否需要（全面或者局部）关闭，权交教育部决定。

由此可见，关键时刻，校长的角色如何是一回事；本县教育局和卫生局，以及州级部门总监的指示，亦是关键。然则，要是没有来自布城的通令（circular），地方官往往也不愿甘冒风险，擅自行动，乃至此次武吉淡汶州议员吴俊益出尽风头。

纵然不论信息和决策，怎么由下而上；层递送达，如此这般，到了上层，自然都晚了一步。偏偏出自中央集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员习惯“不做不错”，试图逃避问责；宁可设法拖沓推搪，逶迤磨蹭，鲜少愿意主动出力。

然则，应战疫情，讲究速度。甭说病毒蔓延，为何没有及时切断；诊断感染源头，似乎也没有头绪。但是，按照常识理解，除了校园的密集空间，校车、共车、家长、社区、职场，处处都是可能的链带。

城市华小，一般特别拥挤，一旦浮现病例，影响一发不可收拾，思之自明。何况，迟至3月18日的统计显示，对比人口总额，全国每99人已有一个案例。按此比率，1194人的学校，或有至少11个病例。

认识这点，自可明白，当下敬群的个案，只是预示，不是终结。一旦中学的校门完全打开，当可看到投报纷沓而至。面向系列挑战，及早界定应对的标准流程，权力下放由谁自主，正是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