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马来西亚与“历史的终结”

马来西亚常被归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亚型，国际机构和政治学界常将诸如准民主、不自由民主、选举一党制国家、软性威权、攫夺型国家等的标签加在马来西亚“两头不接”的体制上。虽然，我们高攀不了自由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但马来西亚在民主的最低层次——熊彼得型民主（Schumpeter Democracy），亦即定时举办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因此，在定义一国民主与否的争论上必然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我们得承认界定民主有争论就是一种“民主”，如果民主学派的悍将连最基本的容纳他人论述都做不到，根本配不上在公开场合高谈阔论。其二，在讨论民主与威权的问题上，应抛开以正义─民主对决邪恶─威权的态度，不同国家实行不同制度可能是一种适当抉择。其三，必须放下以欧美中心对世界各国说三道四，否则就在自打嘴巴。其四，如要谈民主与威权的区别，应回到最基本的两个问题——当权者愿不愿意了解人民真心想要什么，以及当权者是否遵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制度正当性不受质疑

在为争论马来西亚民主程度之中，不是强调制度面，就是重心放在社会条件——阶层、族群、宗教和地域分歧。惟，笔者的看法是，这些客观指标都过于肤浅，再多的数据也看不透人民的想法，盲目下标犹对所有大马人都非常不公平。毕竟在2018年大选前夕，也有多份民调凭数据叙说“国阵必胜”的故事，结果却是纳吉政府被赶出布城。

或有人说，509大选只是一场小插曲，没有太大参照价值，可问题在于什么才算得上是有价值？民主学派名家和知名国际民调机构都面对一个极大问题——唯我独尊，如同君权神授般获得上帝赐予定夺他人命运的大权。而且所谓的长时间的观察其实也是插曲与插曲之间构成的脉络，在某个关键点下结也是一种对插曲的痴迷而已。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往其他层次探讨。

回顾两年来的政局，希盟在2019年丹绒比艾补选中以1万5000多票败给几近亡党的马华公会，希盟也忍痛接受被选民惩戒的结果。223喜来登政变后，即便国盟不是全民所盼的政府，民众不会因此质疑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朝野在政变前后，都遵照基本的游戏规则——国会攻防，并没发生暴力粉碎一切之事，慕尤丁宁可选择派糖博民心也不走向寡头政治的道路。今年9月26日举行的沙巴州选，即使国盟微胜民兴党+，沙菲益也不像509后吸收国盟州议员，最后还是甘心接受败选事实。

这也说明，即便我国不是西方世界所称的民主，可我们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主，换言之，一方面，选民依然把握投票机会，在新冠疫情滋扰之下，沙巴州选投票率仍达到66%，远高当世民主大国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55%投票率。另一方面，政治人物一直于“人民想要的”和“遵守游戏规则”间徘徊，政党须靠民意支持互相算计，所以才有煽动情绪和触犯选举规定之事，惟制度基本的精神仍健在。

放眼亚洲，民主化典范仍面对沉重的社会分歧，如印度常年面对种族、地缘和性侵，统独对立撕裂台湾社会，日本的男女不平等早已闻名于世，韩国始终摆脱不了含有民族性的阶级矛盾和城乡差异，在蒙古国更萌生纳粹式的反华论述，显然，亚洲民主榜样有各自西方的民主通则也无法解释的问题。

没有更好替代方案

美籍日裔政治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里谈到，当人类在国家实行民主后，即便有所不满和怨言，人民也不会尝试挑战这个制度，因为已经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来取代民主，此为历史的终结。尽管论者会批判单一选制的瑕疵或官僚机构的透明度，质疑三权之间的课责力、对族群宗教冲突持续不散感到担忧，遂提出各种体制的修缮、改革的建议，但大马仍不至于到1991年苏联解体般大崩盘，因为我们已找不到比目前更理想的替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