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从《马来西亚》发现东姑遗产

历史学家谢文庆于2002年出版的《马来西亚：一个国家的建构》（Malaysia：The Making of a Nation）一书，应被列为当代马来西亚政治研究的“必读教科书”。一方面，谢氏将1945年战后马来亚到马哈迪时代的2001年浓缩成一本不到300页的书。另一方面，谢氏以菁英视角解析马来西亚的国族建构（即民族主义），指出大马的国家想像与认同因领导人——首相而有不同展现，就凭笔者阅读量所做的主观判断，目前为止仍没有论者如此扎实地将政治菁英的构想与民族主义的塑造相结合。

从谢文庆一书的脉络中可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特征有三：第一，维持在“马来中心”与“马来西亚中心”的挣扎。第二，马来西亚国族的建构是融合（integration）不是同化（assimilation）。第三，当遇到国家性危机的所迫，群体冲突会暂且搁置，一致对外。而谢氏也断言，大马的国族论述有马来化、伊斯兰化的趋势，于当下“马来穆斯林大团结”主宰政局的情势来看，显然验证了谢氏的推论。

打造相异求同国家

其中，谢文庆花了不少篇幅，引用各方文献梳理东姑阿都拉曼在国家制度建设（state-building）和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所付诸的努力，这也是令笔者最有感触的部分。

依其论断，东姑试图建构一个超越社会分歧的国族，尽管每个人有各自的族裔、宗教和地缘认同，所有人却能够互相包容，不为彼此的不同而动摇对国家的热爱。简言之，东姑的国家想像是“相异求同”。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及其团队一直以团结国民为己任，主张各州苏丹和国家元首建构为全民象征，虽然马来语和伊斯兰教定为国语和官方宗教，却不阻碍其他语言和宗教的存续，东姑等人对马来（西）亚的期待，基本上已纳入国家宪法当中。

政治理想渗入民间

除此之外，东姑的政治遗产不仅在宪法精神上，其政治理想也渗入到大马子民的生活中。包含各族摊档的菜市场，共庆“异己”佳节，以及对国人运动的热情，这些都是促成我国多元社会的“软文化”。笔者不断试著以生活经验与谢氏点出的内容对话：譬如容纳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摊档的怡保中央市场，令人羡慕的各类宗教和族群假日（曾有台湾友人向笔者高度评价我国对各族节庆之尊重），人们对羽球、足球、游泳等运动项目的热衷。这些体会已深深嵌入的生活当中，遂使我们无法感受出此类“软文化”是何等的宝贵。

透过在书中整理脉络可知，东姑一再尝试型塑“相异求同”的国族认同，其中之一是“运动民族主义”——民众不分族裔、宗教和地域，聚集在一起，为国际竞技场上的大马选手摇旗呐喊，从而体现人民的爱国情绪及放下群体之间的对立。

回想起羽坛“一哥”李宗伟在各场国际与球赛中厮杀之际，嘛嘛档、快餐店、食肆中心、酒吧以及各家各户的客厅，无论是景仰李宗伟球技的粉丝、抑或期待“马国明放假”的观众，人人紧盯屏幕上的比数不放，彼我共同为国家队得到一分而欢呼，也为失去一分而难过，此情此景，即是东姑留给国人的遗产。

“国民饮品”美禄可说是所有大马人都不会抗拒的可可饮料，从产品包装到行销手法，在在体现出运动精神、血气方刚、团队合作与多元文化的价值，笔者的粗浅判断，某种程度上美禄之所以博得大马人认同，与其凸显的价值有一定链接。

除了东姑的遗产，谢文庆从多方文献梳理，详细讨论敦拉萨、敦胡先翁和敦马哈迪在国族建构上的取向，惟，相比于东姑阿都拉曼，后三者的国家想像更具马来中心的面向。无论如何，马来西亚人应该认真回溯东姑及其领导班底的建国初衷，共同迈向马来西亚的“相异求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