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提出农历新年期间防疫指南出现的乱象,只是一再证明决策品质低劣,而第三波疫情大爆发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最近政府列出新年防疫激起千层浪,以致不得不再次U转,令人喷饭。行动党国会议员林吉祥指新年标准作业程序是政府未能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采取“全政府”和“全社会”的策略和方针,其实点出了问题根本。

当然政府表明他们是经过与21个华人文化、华商与宗教团体讨论后所得出的结论,国家团结部还不忘把参与华团名单公告于世,以正视听,表示是“华团”的建议。但当天受邀出席的华团个个似乎满头雾水,纷纷出面驳斥国防部长依斯迈沙比里说辞,尽管他们有份参与但最终的“结论”却是“货不对办”。

显然民间与政府双方沟通出现问题,依斯迈沙比里对华社的反应觉得很“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到底华团怎样与政府对话,是语言障碍,还是文化问题。还或者是鸡同鸭讲,政府早有“决定”,取巧找华团来背书,如果华社有“不满”,责任全归于华团。

对国民与文化毫无敏感

其中只允许同住家人团聚,即是只限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吃团圆饭最是令人啼笑皆非。显然是不理解华人团圆饭的意思,华人重视团圆饭是因为亲人分离各地,新年前夕才有机会回乡,这是“团圆”。国家安全理事会在拍板时,难道没有华人代表在国安会内提供意见?

前首相纳吉质疑防疫做法荒谬或能代表很多人的看法,他指大家可与外劳在工厂及建筑工地一起工作,清真寺也可以允许穆斯林进行周五祈祷,从数十人到百人,但华裔却不能跟家中长者一起吃一顿团圆饭?难怪国会议员古拉指此新年标准作业程序极为愚蠢,对国民与文化毫无敏感。

当然,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是个事实,截至2月7日确诊病例达到24万2452宗,目前人数还在不断攀升,这给社会与医疗人员造成极大压力,政府希望控制疫情,但没有专业团队的科学评估,没有掌握疫情整体的关键因素,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政府的所谓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政令无法下达,不少民众也爱理不理。当然,官僚体系内的成员,也似乎没有把政令当作“大事”来办,给民众的“掉以轻心”找到借口。

新加坡疫情截至2月7日是5万9699宗确诊病例,康复出院者5万9405宗,活跃病例约240宗,目前只有1人属病危。从疫情爆发到完全掌控,该国严格贯彻阻断措施,终于看到成效。新加坡农历新年期间,百货商场已然出现人潮,消费力也在上升,新年期间的邮轮客源都呈爆满态势。当我们还在争论“疫情”还是“经济”何者为先时,这是活生生的例证,证明了一件事:疫情控制得好,经济复苏就是必然的。

决策者思考不缜密

新加坡防疫见成效,尽管之前引发许多议论,特别是外劳染疫暴增,但在控制外劳疫情后,该国花费近1380万新元(约4200万令吉)推行的“合力追踪器”值得我们仿效。

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指如果以570万人口来计算,合力追踪器每人约花费2.4元(约7.3令吉)。去年9月通过“合力追踪”迅速找出约2万5000个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者,当中有160人最终确诊染病。这个追踪器的优点提供没有手机者进入商场也不必手写登记,只需扫瞄二维码。

我看到我国商场入口处前放“一支笔”让没有手机者“共用”手写登记,没有消毒的那支“笔”留下的“病毒”可能也是传染源?这明显是纰漏,如果人人都持有随身携带的“合力追踪器”就能避开手写登记的问题。

新加坡在农历新年也实施一系列加强版的抗疫措施,包括限制在外用餐人数、捞鱼生时禁喊吉祥祝语,管制到家拜年人数不得超过8名,建议出外拜年次数一天不超过两家,规定全程戴口罩等,为何没有看到抗议的不满声音,显示在执行时有充分的考量,让人民愿意接受。

受疫情影响,新加坡舞狮采青队员只限8人,包括两头瑞狮、鼓乐手以及领队,采青活动地点限办公室、工厂、酒店、寺庙,以及大型购物中心里的商店。商家也有义务确保活动进行时,围观人数不超过50人,并保持一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强大的执行力,不会朝令夕改,使得该国在贯彻防疫工作上看到成效。我国政府却热衷提出“半生不熟”的政策,然后动辄U转,暴露决策者思考不缜密,对实际情况模糊不清,执行力更是一塌糊涂,加上政府官员也没有以身作则,给疫情留下后患。

政府实施MCO2.0,我们看到还有人无视禁令,以致于违令者众多,从去年3月至今违反SOP被开罚者竟然多达8万2000人。今天我们一再争论团圆饭怎样吃时,其实整体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政府有没有强大的执行力,不然SOP只会流于形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政府没有整体的防疫政策,缺乏科学防疫观念,当听到商家、华团、小贩、民众“七嘴八舌”争取“更多自由”时,就显得不知所措,手忙脚乱以致决策经常是荒腔走板,我国现在新冠活跃病例高达5万1241宗,疲于奔命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声音其实最应该被听见。

陈锦松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教育中心理事及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