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在对抗新冠肺炎超过1年多,仍然面对每日新增病例居高不下的危机,导致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第三度实施行管令(MCO)。从5月12日开始,全国实施行管令3.0,直到6月7日。这之中除了不准跨州和跨县(除非有函件证明外),也必须严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但我们不知道这一回的行管令会再延长吗?
卫生总监诺希山针对再度实施行管令时指出:当政府在今年1月份面临病例有所激增后,乃在1月13日实施MCO2.0。到了今年3月份情势有所好转后,政府又放宽条件,可惜仍有人不遵守条规(SOP),使到疫情在4月尾时又再恶化。每日的确诊病例在5月初时竟一度上升到每日平均高达3千例至近5千例不等。这意味著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上的措施并未奏效,从去年的第一次MCO到今年1月的第二度MCO也未能全面控制疫情,反而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才有今日的第三度MCO。
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最初发病时到今天的一年有馀的日子里,我们究竟在对抗疫情方面有成绩吗?
在2020年1月25日,马来西亚出现首宗病例,这名大马人从武汉到新加坡,再回到吉隆坡。其儿子也被确认中招。根据调查,在此期间,有107名大马人从武汉回国,但只有父子两人被确诊。自此之后,马来西亚对外国游客采取较严格的入境措施。
当时全球有逾4.4万人确诊,而有1115人死亡。世卫机构警告,疫情的感染比恐怖袭击更加可怕。
到了2020年的2月份,印尼、泰国、日本、英国及新加坡等有出现新冠肺炎病例,但仍以中国的武汉最为严重。此时马来西亚也有数十人被确诊。
同年3月18日,我国首次实施MCO,接著延长至4月14日,之后又延至4月28日,下来再延长至5月3日,这是政府在第一阶段的管制措施。
来到5月时,我国疫情受到控制,下降到个位数至两位数。国家宣布实施CMCO(有条件行管令),从5月4日至5月12日,之后再度延至6月9日。而从6月10日起,我国进入复原行管令(RMCO),在许多方面放宽限制。RMCO一直实施到今年3月31日,这期间一些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也恢复MCO(行管令)。
在去年9月时,沙巴州选结束后,疫情也在沙巴爆发开来。到了12月,马来西亚病例已破11万大关。
来到今年5月12日,我国先后共有45万人被确诊及有1761人死亡。在这之前,政府也对个别地区实施MCO或CMCO。
最令人震惊的是,首相在5月10日宣布从5月12日起直到6月7日在全国实施第三度的MCO,显示情况严重。虽然卫生总监认为行管令是有效的,但民间的声音多不以为然。
针对此事,我们注意到行动党林吉祥撰文质问卫生部的九大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他说,我们已经经历2个行管令,现在我们又进入行管令3.0。即使行管令的名堂有所不同,但新冠肺炎依然活跃和不断扩散。所以他说马来西亚人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疫情为何恶化?
这个问题是值得政府思考的,为什么连续三次行管令下,疫情却一次比一次严重?若长此下去,只会全面打乱国家秩序。
根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管理制度就比我们完善些,它在每一条街道都设有街道委员会,也有在公寓设立管理委员会,不但有助减少作奸犯科案发生,而且可发挥守望相助的作用。正如古代的“保甲制度”。
在过去,马来西亚也有实行睦邻计划,在每个区设立睦邻委员会经常在夜间有安排居民轮流巡逻,也有效地管制盗窃事件,但现在已解散了。所剩下的保安单位是指警方和相关执法人员。之前,槟州政府也成立巡逻队,但被判为“非法”,也就不再活动。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国会议员/州议员设立的办事处,但有些是“白设”而未有提供助手的服务。在此形同虚设下,没有集体奋战的力量,也没人带头却要人民全力对抗疫情,似乎是散漫无章的。
首相慕尤丁说,政府在应付疫情上已耗资超过6000亿令吉,国库所剩无几。言下之意,是政府已捉襟见肘,力有所限。但公务员和受薪阶段不必为收入发呆,可是广大的自食其力的业者又如何面对呢?
虽然与世界一些大国相比,马来西亚的情况还是比较不严重的。例如印度已面临每日有40万人确诊的惊人数目,再加上每日有4000人死亡,使到中招者已超过2300万例,且有25万人死亡。
这个直飙的数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正在尾随美国。美国有3300万人确诊,有逾59万人死亡,高居世界第一;印度之后是巴西(1500万人确诊,42万人死亡)。马来西亚现在排名第42,较中国为前。有人担心马来西亚的未来可能是第二个印度,我们希望这场大灾难绝对不会也不要到来。
中国本来是最先爆发疫情的国家,也面对严峻的考验,一度被认为厄运难逃。结果是中国政府只用半年有馀的时间战胜疫情,取得了有效的成绩(中国有9万人中招,而有4600人死亡)。
就此,美国政府首席防疫顾问福奇建议印度向中国“取经”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news/international/2021/05/02/408846,马来西亚也不妨参照中国的成功例子,缩小范围进行监控,动员人民参与抗疫。
既然我们三番数次的实施行管令,再加上紧急法令,也找不到解救方案。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策略?原本已开放的生意,例如堂食及各类小贩经营者,又再打回原形,也让他们担心未来的日子怎么过?所以给人民希望远比实施行管令重要得多。
在今天全世界已陷入1亿6000万人确诊,而有333万人死亡,这是现代社会难以想像的“天降横祸”的悲剧。就此而言,政府的管制要有针对性,也要有所变通,不能一味用开罚单和使用旧策略来应对已变种和十分嚣张的病毒。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例如大型商场及熟食地区的组织反对政府以HIDE“动态参与热点识别系统”作为实施管制的标准是有其道理的。这是对未来学的“误判”,也使商家陷入“绝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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