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党不选人"一直主宰马来西亚选举,从2018年大选得以见证,在推翻国阵和纳吉的动员下,"投蓝眼=投火箭"或"投蓝眼=投敦马"成功发挥作用,为泛希盟阵营争取122国席,以简单多数拿下联邦执政权。

然而,"新马来西亚"好景不长,前朝的政治陋俗仍挥之不去,官官相护、滥权、滥用公款,以及令人发指的议员跳槽频频上演,希盟更以壮大政府加速改革的面纱,毫无节制地吸收巫统国州议员过档。

2020年喜来登政变,希盟政府因本身议员跳槽而失去国会多数,国盟再东拼西凑地,堆积政治青蛙巩固执政地位,要说大马政政局动荡的主因在政治青蛙一点也不为过。

马华妇女组主席王赛之在今年党庆演说中,除了一鸣惊人的空手道论,她还点出从希盟当朝到最近一次的孙伟瑄、钟少云投向国盟,总共有60名国州议员跳槽,若再加上3月16日公正党副主席希维尔转投慕尤丁,3年内就已出现61起议员跳槽,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许多人对政治青蛙感到气愤,各政党决定将杜绝政治青蛙列为未来的竞选内容之一,公民组织提出许多改革方案给政治菁英和普罗大众参考,一般选民之间也开始盛行"选人不选党"的论断。无论如何,马来西亚已经受够政治青蛙的荼毒,惟,"选人不选党"从技术面和现实面而论是不可行的。

马来西亚是个典型的相对多数决单一选区制国家,一人只能投一票,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个民意代表,政党认同和候选人因素会因为胜选相互加持,政治菁英也很愿意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因为党与人的边界画得越不清楚,能得到的潜在选票就会越多,所以每当大选开打之际,从意识形态到候选人政绩,各大阵营都多管齐下发动政治动员,极尽全力制造"投党=投人"或"投人=投党"的氛围。

唯有在比例代表制和相对多数决同时存在的前提下,游戏规则才可确保党、人的边界被划清,选民才知道相对多数决的分区议员是投候选人,比例代表制是投政党票,又或者如香港、新加坡、以色列和各欧洲小国般,选民人口相对少、领土范围小、交通资讯畅通易达、社会分歧较简单的地区,选民较容易产生共识,增加政党选举动员的难度,选党、选人之论方有望落地。

反之,疆域辽阔、社会组成多元、交通较不发达的马来西亚,在选民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广泛、明确和有凝聚力的共识,而政党的选举动员也必然非常更具影响力。

因此,光就选举技术而言,选人不选党可谓痴人说梦话,当有人铿然表示下一届投人不投党时,也侧面说明这些群体对我国选举机制半知不解。

除此之外,当人们议论如何投人不投党时,往往将"会做事的YB"视为选人的指标,不过,每个选民却有不同的尺度定义会做事的民意代表:国、州议会出勤率高,加入常设、特设委员会,积极参与法案辩论和表决算有做事?时常在菜市场或夜市看见踪影,每逢过年过节到各家各户送礼问候的YB算有做事?会清理水沟、补路洞、扫垃圾、帮选民填援助金表格的算做事?到底要如何定义"做事"成为非常棘手的事。

或可能选出更糟民代

在台湾、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等传统的民主国家,皆有相关的公民组织监督立法机构,不时针对民意代表在各领域的工作打分数,包括选区服务、委员会的参与、提案数、议会出缺勤机率、议会的发言内容等等,协助选民评量当区民代,这类民代是否为选区大部分选民所需。

换言之,单靠选民是无法判断候选人是否有"做事",即便有此种判断能力也仅局限在少数关热切注政事的群体,唯有仰赖政党或公民组织通过调查,列举候选人的过往表现并分门别类,再协助选民做出"选人"或"选党"的抉择。

倘若盲目以乌托邦式的思维推动选人不选党,其结果就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痛,因为只有少部分人晓得评估候选人做事的尺度,而大部分选民的政党认同如此稳定的同时(因政党的标志容易辨识,政党对一般选民的动员更具影响力),"选人不选党"的选票变相为浪费选票的机率反而会提高,甚至会投选更糟糕的民意代表。

举例来说,当一个选区出现三个候选人,其中一人是经常参与议会的现任民代,另一人是善于处理选区事务的挑战者,第三名是天天到菜市场拜票、曝光度非常高可办事能力存疑的独立人士,假设该区的部分选民倾向第三者,结果独立人士以微票胜选,另两位有能力的候选人败选,最后遭殃的必然是区内所有选民。

与此同时,当主张"选人不选党"的小群体的声音无法在选举中被听见时,这些失望的群众也将散播各种挑战体制正当性的反动论述,甚至产生倾向独裁政体(dictatorship)、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专家治国(technocracy)、民粹主义(populism)、军人独裁(junta)等的旁门左道,殊不知,归根究底是"选人不选党"群体从头到尾都不清楚我国选举机制的操作。

当然在目前的"选党"机制底下,上述范例依然会出现,我们唯有"选党又选人"才能确保选民偏好被正视,因担心派出的候选人太逊而达致政党声誉连带受损,政党会被迫选出最理想的候选人"吸票",就如同新加坡朝野政党均以教育程度作为提名候选人的基本依据,以免选民质疑候选人的专业性,如此一来,有素质的候选人名单才能让选民投出有素质的民意代表。惟,必须要说明的是,要达到选民有能力同步衡量政党和候选人的水平,是一项亟需长时间渐进改变的政治文化,而教育是达到此一境界的必要途径。


 

冯振豪

生于霹雳怡保,毕业自怡保深斋中学,台湾国立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学士,曾于怡保培南独中任职员,自由撰稿人,热衷研究国内外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目前于东吴大学政治所进修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