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荣安狂恋电影配乐　 “我是情绪投影机”

音乐剧与电影作曲和编曲人辛荣安（Onn San)说：“音乐像是我的语言。我的工作是让人感受到不同的情绪起伏，我像是一个投影机，表达不同情境该有的情绪让人更好地去感受。”

辛荣安是音乐界的天之骄子，他的电影音乐作品包括《Ola Bola》以及马来卖座电影《J Revolusi》、《Aku Haus Darah Mu》、《Jarum Halus》等。去年凭借《Ola Bola》在第28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夺得“最佳电影配乐”，也曾多次荣获马来西亚Cameronian艺术奖的加冕。除此之外，他也被委任为2017吉隆坡残障东运会的开幕与闭幕式的音乐总监。

大学主修古典音乐，之后获得美国纽约大学Tisch School of Art的“院长奖学金”，完成了音乐剧创作的硕士学位。2010年他学成归国，也曾创作了几出音乐剧，其中的《Marrying Me》还获邀到纽约剧场Barn演出。但是辛荣安却坦言，自己比较享受电影配乐创作。

“音乐剧需要等很长时间才看得见成果，歌曲写好了，一般是6至9个月才会搬上舞台，这算幸运了，有些剧团甚至花3年才有机会公演。”电影却不同，而且受众更多。

配乐渲染电影氛围

一般观众认为，电影音乐只是陪衬品，但是撤下了，才豁然意识到音乐的重要性。电影音乐绝不是陪衬，它是情感和情绪的放大器，画面在音乐的辅助下，悲伤的剧情会更悲伤、紧张的情绪会更紧张。语言有其限制，但是音乐突破了限制，它可以影响人的情绪、使人感情丰沛。

电影是虚拟的，从剧本到布景设定、演员演出到画面剪接与影音特效，都是经过一系列的设计，但投射出来的情感是真实的。

“音乐不仅仅是背景衬托而已，音乐有其功能性，如果音乐能够与情境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很美的一件事，也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曾经入“曲”太深

辛荣安18岁接下了第一部电影配乐《Jarum Harus》，“那是一部心理题材的电影，故事有些阴暗，我近两个星期没出房门，拉上窗帘也不开灯，那时候我觉得要这样才能完成工作，不自觉就进入了一个很深的地带，走不出来，连我爸爸都担心我，最后我花了两三个月才走出来。”

那部电影影响他很深，“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自此以后我上瘾了，开始无可自拔爱上电影音乐。”

“刚开始做电影配乐时，我很容易入戏太深，遇到很悲伤的故事，我的情绪会很低落，现在我学会了保持一点距离，不让自己陷太深。”经辛荣安这么一说，才了解到入戏太深非演员的专利。创作人要把自己投入作品中去感受，才会创作出令人深刻的作品。

“创作的时候，我不可避免一定会投入自己的感情，但这样很危险，很多前辈也告诉过我，不能让自己困在一个作品里出不来，所以做到某个程度时，我会告诉自己，这样就是最好了。当然我也爱自己的每个作品，所以如果有人‘踩’它，我还是会很心痛的，我还是会很捍卫自己的作品，但是我也尝试著不把‘我’看得那么重。”

可是，在保持距离的同时，会不会写出来的作品与人心也有距离？他沉思一下，“这就好像我做一双鞋子让你穿，你可以去感受，但是你毕竟不是完整的我。”他指著新发音乐专辑《Epomania II》说：“有人觉得好，也有人觉得不好，我能够做的就是缝制一双最好的鞋子让你试穿，让你能够更好地去感受我所感受的。”
辛荣安说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情绪化，“现在有点年纪与经历，我学著去控制它。如果我写不到歌，我会让自己抽离出来去洗碗。”艺术源自生活，如果创作时“卡住了”，就回归生活。

“我不完美，我也还在摸索学习。”他说。

出身音乐家庭　自小展露天分

辛荣安在拍照期间，手指游走于黑白琴键上，优美的旋律在他的工作室里回荡。对专业的作曲人而言，谱写一首歌曲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前面的思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你认可了，真正投入创作的话就变得很快。

辛荣安的家族充满艺术细胞，他的祖父是音乐老师、父亲和叔伯是乐团成员、大马著名音乐人Alex San是他的堂叔。他从小展露音乐天分，听过的音乐就能弹奏出来，因而受到小姑的栽培，“我的小姑是钢琴老师，她结婚前我们住在一起，当她的学生来家里学琴，我就会在旁边看，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音符和音调，就能弹出《男儿当自强》。”

父母在他11岁那年分开，他躲在房间靠音乐自我疗愈，也让他更清楚了解，音乐在他生命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从来没有想过从事其他职业，除了音乐。虽然我不清楚该怎么走，但是很清楚认定，我只想做音乐。”

2年留美磨练　发掘内在声音

毕业自世界级顶尖的纽约大学（NYU）音乐学院，辛荣安坦言在美国的两年压力很大，每天都在怀疑人生。“那时每个星期要写两首歌，然后交由导师团点评，那可是比《美国偶像》更可怕，我曾经被说作品连垃圾都不如，你也只能听，然后想办法改进。”

从小音乐就是他的自信与价值，但是到了NYU却经常被指导老师弹得体无完肤、被否定，严重打击了他的自我价值感，“虽然我热爱音乐，但是在NYU的每一天都像是上战场一样，真的不容易，那是世界最难读的音乐学校之一，我身边很多同学中途辍学了，因为无法承受那个压力。虽然我一直有放弃的念头，但是又觉得这么放弃了很可惜，只能咬紧牙关走下去。”

“学校灌输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残酷，如果你要成为顶尖的音乐精英，这就是代价。我在那里读了两年，却像过了一辈子。”信仰支撑了他走过那段岁月。
“我在NYU学到最宝贵的一堂课是，我开始了解我是谁。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歌，你想学作曲的捷径，我也可以教你，但问题是，你跟其他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你最独特的部分是什么？很多伟大成功的作曲家都有自己的‘identity’（身份识别），我在学校里的那两年（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就是在帮我发掘自己的innner voice（内在的声音）。”

“我记得导师们曾说，不用去听其他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他们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听了很多伟大或是了不起的作品，而是他们仔细聆听他们内在的声音，出来的作品才会撼动人心。”

他说：“说到底，音乐是一种感觉。语言有其限制，语言无法表达的感受，可以透过音乐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当然，我也可以用高超的技巧瞒天过海，但是这样的作品很表面，并不会打入听众的心坎里，无法撼动内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