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一股傻劲上前线　张翠容“投身”动荡二十载

拥有“战地玫瑰”之称的张翠容，是华语世界中少见的战地记者，走访过埃及、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东帝汶、科索沃、加萨走廊等动荡地带，对于国际事务有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屡次孤身采访“恐怖分子”头目，却能够自前线全身而退回到香港，“我觉得要怀著这样的一种情怀才有办法走下去，有点像在做傻事，但这个社会需要更多这种会做傻事的人，才会变得更美。”

阔别大马9年，张翠容重新踏足这片土地。受访时，她主动提起与大马的一段渊源。她首个以“独立记者”身份出访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当年安华被革职扣押，掀起烈火莫熄运动，她来马作第一手的观察，并采访了安华太太旺阿兹莎。“那篇报导在香港被人批评写得很幼稚，让我难过了一个晚上。”现在说起来语气还是酸溜溜，然而不服输的她没有打退堂鼓，反而继续前进东帝汶，誓要让大家刮目相看。

1998年，张翠容递上辞呈离开服务的媒体机构，决心当个不依附任何媒体机构的独立记者。她曾在香港的报馆和周刊跑政治新闻，“就是负责跑立法会或香港对外事务采访，真的很闷！”当年老总不时经过她的座位瞄到她的电脑荧幕都会跟其他同事说，张翠容又在浏览与日报或周刊内容无关的资料了，“我感觉他应该是想炒掉我了。”

张翠容访过不少西方世界眼中的“恐怖组织”，如阿富汗的塔利班、巴勒斯坦哈玛斯、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圣战组织，她打趣道：“除了ISIS，我真不敢访问，因为不想上电视。”

亲临现场　走近真相

后来张翠容去应征某电台的国际新闻组，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回音，她便主动拨电询问，不料主管傲慢回应：“有结果自然会通知你。”她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与其等著被派出去，倒不如自己派自己出去。”当年愿意当独立记者的人很少，因为经常游走在高风险地区，回报却不高。但她希望亲历现场，跟西方记者平起平坐，“我觉得亚洲记者也有能力去到现场，大家有自己的观察，我们不需要依靠西方记者的视野来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据她多年的观察，亚洲地区很少派记者到前线采访，除了日本。

言谈中，张翠容时常咧嘴开怀大笑，颇有傻大姐风范，被香港著名文化人梁文道称为“具有正义感的傻大姐观察家”，也被台湾作家南方朔称为“改变21世纪的奇女子”。这位“傻大姐”有她的坚持，认为亲历现场对记者而言十分重要，“如果一个不愿意到现场的媒体工作者，只管坐在报馆翻译稿件，或是看了其他媒体的报导后作评论，我觉得这是懒惰的，也是有所欠缺的。”

张翠容认同人在现场未必知道真相，“但起码我慢慢接近（真相），而且你会发现自己看到很多不同层次的东西。”她说自己不是只深入战地，她行走到欧亚地区、拉丁美洲等地，“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2015年11月，昂山淑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民盟）大胜后，张翠容前往曼德勤采访了民盟曼德勤地区总部主席田杜傲。

真相就像魔笛

张翠容曾指出，近年来大媒体已不愿派自家记者到战争前线，改为特约独立记者，也因此，大部分在战场上遇害的都是特约记者。人们不禁在问，为何这些记者在亳无保障下，愿意以身犯险？

张翠容以第一位被“伊斯兰国”斩首的美国记者弗利（James Foley）为例，尝试说明这类记者的心态。“弗利曾公开说，他心里就好像有一支魔笛，不时吹奏起来，让他不禁又回到中东地区去犯险。很多记者都说，犯险是为了寻找真相，但真相本身就是一支魔笛，当你尝试到寻获真相的滋味，就会成瘾，不惜一切，务要解开“谜底”。张翠容在香港总是“坐不住”，看到新闻就想跑往现场。“我的朋友们取笑我，血液里头有记者基因。”

作为香港唯一“战地女记者”，张翠容认为，在前线男女平等，尤其是在抢新闻的时候，大家都顾不上男女之分，也不会怜香惜玉。她也不否认，女记者有许多需要顾忌的地方，“我们也怕被绑架，被抓去当山寨夫人怎么办？”另一方面，女记者也有优势，“比方说，很多时候我故意穿长裙，让自己看起来比较不具攻击性。”

眼泪的力量

某次，张翠容的镜头拍下了以军打人的画面，对方威胁她交出录影带。“我跟他说有合法的采访许可证，可是那个场合不会理会所谓的新闻自由，他把M16步枪瞄向我，突然一股委屈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哭了，吸引人路人伫立而望，纷纷指说他欺负女人，那位军人怕事情闹大便放我走。”张翠容语气调皮说：“哭泣是女性的权利。如果换成男记者，可能就无法轻易脱身了。”

现场冲击　心底留下创痕

走过那么多烽火之地，最令张翠容难忘的是阿富汗，“我几乎天天在哭。”会去阿富汗，是因为在网上看见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妇女身上罩了一件“波卡”（burqa），连双眼也被网纱遮盖住，令她大为震撼。张翠容觉得十八层地狱不足以形容当地的情况，“简直像被打入第二十层地狱。”她在现场目光所及处处颓桓败瓦，很少人在街上走动。

她探访当地一所被炸毁的学校。“翻译跟我说，当时学生们坐在教室里上课，一个炸弹投下来全死了。我看见黑板上的粉笔字，知道学生们在上著数学课。”现场的巨大冲击，让她萌生退意。“我的法国女记者朋友因承受不住这种心理创伤，回到法国后，从国际新闻组换至采访时装，喝喝咖啡、看看时装秀轻松多了。”

后来，张翠容在喀布尔大学遇到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她修读新闻系，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看起来很优秀。”这让当时的张翠容感到难以置信，“在塔利班政权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她怎么跑去修读新闻系？原来她期盼国家有一天可以迎来改变，到时候她可以发挥角色。”

“她还反问我，能不能想像，一个没有记者的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句话说到张翠容心坎里去，并且时刻以此提醒自己，“这句话让我一直在反省，记者的角色是怎么一回事，这份工作不是猎奇，不能够看到自己不喜欢的就负气不看了。”

走过无数战火蹂躏下的现场，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听众，她既坚强又脆弱，她眼见耳闻战争底下的悲惨故事，类似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揪心，她坦言自己也有创伤后遗症，“我心里有一条伤痕，触动到的时候会哭不个停。”静坐是她自我疗愈的方式之一。

“我发现自己如此伤心，是因为无法为当地人做些什么，我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感。但是另一方面，我知道记者不是救世主，也不是社工或慈善家，我们只有一支笔，将他们（当地人）的声音带出来已经很足够了。正如那位女学生说的，这个社会有好记者才会进步。”

2003年7月，张翠容抵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时任主席阿拉法特的官邸，彻夜采访，成为被围困多日的阿拉法特接受的唯一采访。

真是为凭　不预设立场

现代世界的问题症结是什么，张翠容给出的答案是：殖民主义。“除了二战前赤裸裸的占领，还有无形的殖民，即在背后找个代言人，而殖民主义又与资本主义相关联。”

说到这，张翠容招牌式大笑响起： “对不起，这么说好像很左翼，有些香港人说我是‘左胶’。”然而她开腔平反：“我不是天生左（派），只是很多时候人在现场，带给我很深的感受。我们不应该太快地把人的观点定性下来，一刀切地说这个人左、这个人右。”

记者能够有自己的立场吗？“记者当然有立场，但要看你的立场是建基在意识形态还是事实上。这很重要。”她口中的意识形态就是预设立场，到了现场只看自己爱看的，或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才写。她说自己没有意识形态，人到了现场，慢慢看到很多的事实与真相，“这时我当然有自己的判断，就像巴勒斯坦，真的不能如此围困那一群人，难道那些不是人吗？”

张翠容访问过不少西方世界眼中的“恐怖组织”。在近距离接触后，她发现，除了塔利班，其他人都是知识分子。访问这些原教旨主义组织的领袖时，张翠容习惯穿长袖戴头巾，“但有次访问真主党时，我的头巾戴不好一直滑落，对方得知我不是穆斯林，还反问我为什么戴头巾。你会看到每个组织的文明程度不一，很难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