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骆曼、徐慧美)

无障碍电影是专为视障人士而设的,当电影播至无对白画面时,便会出现描述讲解词,即使看不见,亦不会错过电影里的小细节。

这天,戏院里坐满了视障人士,期待我国第一部无障碍电影——《初恋红豆冰》播映。电影结束后,李智超说:“这部电影我之前‘听’了两次。这次终于更明白了!”他说,电影中,Botak(阿牛饰)写给打架鱼(李心洁饰)的情信原来被折成飞机,然后随风飞翔,“这是即便‘听’多少次,也没办法知道的细节,只知道情信一直无法送到女主角手里。”

李智超看不见,但仍爱听戏,他认为,自己能明白电影至少五成的情节。然而,他的姐夫兼雪兰莪盲人权益协会会长张德兴则表示,由于自己的思考方式偏向逻辑理性,很多时候没办法凭空想像,跟不上电影情节,他形容:犹如在电影中迷失了。“遇到不明白的情节,我每次都会追问同行的老婆或友人。但他们每次都会说‘之后再告诉你’,甚至会被要求‘噤声’。之后再追问,他们又说会忘记了。”他无奈表示。渐渐地,没有人愿意再陪他走进戏院。

“隔了20年,我终于圆梦(再度走进戏院)!”他认为,盲人也有进戏院看电影的权利。“为什么每次都要我们落于人后呢?”他举例,前段日子,全民都在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Avengers:Endgame),大家的话题也一直在围绕在剧情发展。“而我们却无法插口…”他感性说道,看不见非视障人士想要,为什么社会要排斥他们?他同时希望无障碍电影能在本地发展蓬勃,进一步鼓励视障人士出门。

推广无障碍版电影 助视障者听见细节

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主席赖昌铭,是我国首场无障碍电影的幕后推手,前后花了6个月时间制作,让视障人士隔了10年,终于有机会一听这部无障碍版本的《初恋红豆冰》。

赖昌铭坦言,这次无障碍电影播映会的反应不如预期,主要是民众对这概念还不熟悉,健全人士更认为和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摄影:骆曼、徐慧美)
赖昌铭坦言,这次无障碍电影播映会的反应不如预期,主要是民众对这概念还不熟悉,健全人士更认为和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摄影:骆曼、徐慧美)

两年前,赖昌铭到中国广州参加《国际儿童电影节》,当时便听闻无障碍电影在上海的发展非常蓬勃,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的三、四、五都会固定在全上海17间院线播放,而且是新片子,并由上海残联支付播放费用。“我觉得很震撼。”从事电影行业已有30年的他坦言,有时会质疑电影存在的意义:“难道就只能是娱乐?”

他认为,无障碍电影除了让视障人士受益,其实也能为这社会注入正面讯息和想法。和盲人协会接触的这段日子,他发现,即便他们看不见,但心态仍非常正面。

写与不写的挣扎

“张德兴(雪兰莪盲人协会主席)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原是一名工程师,但1997年因为一场骨痛热症,便从此失去视力。“即使看不见,但他还是经常出国体验生活,甚至还完成最长280公里的骑脚车挑战。”他分享,反之身边很多四肢健全人的抗压能力更低,动不动就自杀、吸毒等。“我希望用生命影响生命。”

对于无障碍电影,赖昌铭坦言,自己也是门外汉。“编写旁述也需要技巧;写太少,担心他们(视障人士)听不明白;太多,却担心抢走戏中对白的风采。”他认为,观众的情绪应该由对白牵引而非旁述。“我蛮挣扎的…”直到上海无障碍电影发起人蒋鸿源和他说,“无障碍电影并没有一个统一规范,也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只要视障人士看懂即可。”赖昌铭直言,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听完蒋老师所说,我压力真的没有那么大了。”而且,他认为,即便视力健全的人,在看了无障碍版本后,亦会有不同的感触和想法。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登记的残疾人人数为55万左右,当中有约35%为视障人士,即接近20万名。(摄影:骆曼、徐慧美)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登记的残疾人人数为55万左右,当中有约35%为视障人士,即接近20万名。(摄影:骆曼、徐慧美)

一定会有第二场

马来西亚首场无障碍电影成功吸引了上百名视障人士和义工们出席,更有不少媒体争相采访。不少人在电影结束后,亦一直追问何时会有第二场,因为担心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于这点,赖昌铭说:“这不可能是最后一场。”他透露,今年内一定会再办第二场。

目前本地大部分的制片人都愿意把母带借出,用于制作无障碍电影。他直言,制片人把新片母带借出其实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若有盗版漏出,电影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有了盗版,还有谁愿意买票到戏院观赏?”对于解决外国新片母带问题,赖昌铭认为,或许可效仿上海的模式,讲解员于现场直接讲解。然而,根据蒋鸿源所说,即便是现场讲解,但仍需要事先与制片商要求光碟,好让他可以撰写旁述稿子。他分享,小时候听广播电台,跑马和足球比赛皆是由讲解员现场做旁述讲解,而且皆没有稿子。“我在想,讲解员是否可以发挥临场反应,无需稿子,直接讲解?”这或许会是更理想的解决方案。

电影结束后,大会开放时间让视障人士发表感受。其中一名观众感动流泪,因为对他们而言,清楚“听”懂一部电影并非易事。(摄影:骆曼、徐慧美)
电影结束后,大会开放时间让视障人士发表感受。其中一名观众感动流泪,因为对他们而言,清楚“听”懂一部电影并非易事。(摄影:骆曼、徐慧美)

上海无障碍电影发起人蒋鸿源 撰写旁述 造福盲友

蒋鸿源是上海无障碍电影发起人,这次受邀出席我国首场无障碍电影播映会,并借此机会与我国视障人士、推广者进行交流,协助本地无障碍电影发展。

目前全上海无障碍电影的讲解稿子皆出自蒋鸿源之手。“我几乎没有娱乐活动,所有时间皆用在撰写稿子上。”视力不好,若遇上实在看不清的地方,就会叫自己的老伴和女儿来帮忙。“我的太太是我最好的眼睛,随传随到。”他认为,撰写讲解稿子最大的挑战在于必须在十分有限的电影空隙时间加入旁述。“有时甚至少于1秒钟的时间,却是最重要的细节。”

他举例,两位主角在对话,但其中一人却暗地里从口袋拿出手枪准备暗算对方。“因为是对话场景,很少会有空白时间,所以字数需要非常精准。”他续说,必须讲解的元素包括画面、人物、声音以及情节。“如果时间允许,旁述上还能多描述人物特征,包括衣服的颜色和发型等。”

说起撰写讲解词的心得,蒋鸿源滔滔不绝,而且思路非常清晰,看不出已年届78岁。“到了这个年龄,对物质已没有太大的追求,只要哪里有快乐,我们就往哪里跑。”他笑说,自扛下这份责任之后,他健康变好了,老的速度也变慢了。“以前的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

也适合年迈人士观赏

退休之前的蒋鸿源亦从事电影工作。1981年,他因为视网膜剥离,手术失败,导致左眼全盲,而右眼则剩下0.08%视力。“视力受损后,我有机会和盲人朋友们接触。”当时有盲人朋友向他提出,自己很想像正常人一样看电影。蒋鸿源默默记在了心里,直至2008年才实现。

蒋鸿源分享, 上海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都会播映无障碍版本电影,每次都会吸引视障人士大排长队。“有人拿著盲手杖, 也有人会牵著导盲犬排队…”(摄影:骆曼、徐慧美)
蒋鸿源分享, 上海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都会播映无障碍版本电影,每次都会吸引视障人士大排长队。“有人拿著盲手杖, 也有人会牵著导盲犬排队…”(摄影:骆曼、徐慧美)

“到2008年了,我选择了当时一部电影院热门的影片《非诚勿扰》。我写了解说词,并请配音员在现场做讲解。”他会想到这方法也是源自于自己的缘故。由于视力不好,他必须靠得很近才能看到。“每次到电影院,我都会多买一张戏票,让友人或家人陪同观看。”他打趣道,免费看电影是有代价的——必须向他解释电影中的一些小细节。“若有人扮演这角色,那我就不再需要花钱请人看电影了…”他笑说。

上海的无障碍电影是全亚洲发展最成熟的国家,除了电影院每个月会至少播放1部新片,亦会推出无障碍光碟。“全上海拥有将近16万名盲人,每个月只有17个院线播映,其实是供不于求。”另外,上海社区中心亦每月会播放一次无障碍电影。“除了视障人士,年迈者也是观众。”他解释,随著时代进步,电影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紧奏,很多老人其实没办法跟上情节,导致他们看不懂。“旁述能协助他们更明白。”

马来西亚首场无障碍电影成功吸引了上百名视障人士和义工们出席,更有不少媒体争相采访。(摄影:骆曼、徐慧美)
马来西亚首场无障碍电影成功吸引了上百名视障人士和义工们出席,更有不少媒体争相采访。(摄影:骆曼、徐慧美)

与鬼片喜剧无缘?

视障人士李智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一般电影都能听明白约五六成,唯独鬼片和喜剧。“我记得小时候,我姐被《戆豆先生》影片逗得哈哈大笑,吸引我也想去‘听’一下。”不过,由于《戆豆先生》是无对白演出,单靠音效,他没有办法理解。“即便加入讲解,我觉得还是没办法逗我笑。”因为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肌体语言逗趣,而非故事情节。“肌体语言非三言两语能够讲解。”鬼片亦同样,因为一般是冷不防出现的恐怖场景才会让人感到惊悚。

对于这点,蒋鸿源坦言,此前他亦有相同想法,认为无障碍电影仅适用于故事性较强、对白较多小品电影。不过,鉴于并非所有制片商都愿意率先把带子借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什么片子来,我就写哪一个。”这些年,他曾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类别概括武侠片、科幻片、爱情片,甚至是恐怖片。“《侏罗纪公园》拥有不同类型的恐龙,仍可以清楚描述每个恐龙的特征。”他认为,主要是用词要对,并在对的时候加入讲解词,同样能带入视障人士进入紧张和恐惧的氛围。

目前包括美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无障碍电影是直接把讲解词加入电影其中一个声道,视障人士只需戴上耳机便能听到。然而,蒋鸿源表示,未有计划走向这模式,因为根据他发现,大部分观众更喜欢讲解员于现场做讲解,因为更生动有趣,犹如听广播剧一样。

(摄影:骆曼、徐慧美)
(摄影:骆曼、徐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