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生活水平一直是国内备受关注的课题,为了帮助原住民离开金字塔底部,律师官安胜毅然脱下律师袍,创立原住民社区企业,立志帮助他们摆脱眼前的生活困境。

“其实没有所谓的可不可惜,只要生活过得开心就好。”前律师官安胜对自己离开律法界,“转行”成为社区企业创办人,并没有多大的感慨与遗憾。

官安胜原本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持有人,却因对原住民课题的关注而选择放弃了律师的身份。他坦言,在开办事务所之前,对原住民的状况并不了解,“只知道他们是弱势群体。”在事务所渐渐走上轨道之后,他们开始以“为原住民提供法律援助”为社会企业责任,而官安胜也因此开始与原住民接触。

种植计划从14名原住民开始, 但坚持下来、熬过艰难的无薪日子的仅剩8 人。虽然如此, 官安胜还是认为如今的成果足以向其他原住民证实,这些 努力将会获得相应的收获。(摄影:邱继贤)
种植计划从14名原住民开始, 但坚持下来、熬过艰难的无薪日子的仅剩8 人。虽然如此, 官安胜还是认为如今的成果足以向其他原住民证实,这些 努力将会获得相应的收获。(摄影:邱继贤)

他指出,首次到关丹周遭的原住民部落就给他带来了巨大震撼。“你无法想像其实在这片国土上,仍有人过著这样的生活。”忆起当时的情景,他不禁感叹,那是国家繁荣下被忽略的悲剧。“生活困苦、知识贫穷、不平等待遇…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想像的生活。”

“想当初,投身律法界就是为了寻找公平、公义,我以为法律可以帮助他们,其实不然。”官安胜的言语中满是无奈。他透露,在面对土地被侵占、权利被剥削、生活被压榨等种种恶劣的行为,法律能为原住民做的其实并不多。他表示,教育程度不高是原住民面对的最大问题,因为无法与外界沟通或没有相关知识,而让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有机可乘。在发生了种种问题之后,法律并不能真正帮助他们解决。“你以为你能保护他们,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

即便政府设下种种机制,发放援助金或其他方案,但在官安胜看来,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针。

“你可以明显看到,这些方案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否则情况就不会一直维持,甚至白热化了。”因此,他选择走入原住民的生活,设身处地去看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找出问题的症结。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离开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部。”

种植计划从14名原住民开始, 但坚持下来、熬过艰难的无薪日子的仅剩8人。虽然如此, 官安胜还是认为如今的成果足以向其他原住民证实,这些努力将会获得相应的收获。(摄影:邱继贤)
种植计划从14名原住民开始, 但坚持下来、熬过艰难的无薪日子的仅剩8人。虽然如此, 官安胜还是认为如今的成果足以向其他原住民证实,这些努力将会获得相应的收获。(摄影:邱继贤)

改善收入才是治本良方

35岁那年,官安胜离开律法界,加入以帮助乡村或偏远地区为宗旨的社会研究与发展基金(Yayasan Kajian dan Pembangunan Masyarakat,简称YKPM)。该组织以帮助原住民为主,推行各种部落发展活动,包括扫盲课程、建屋子、提供干净水源等。“最高纪录应该是在一个原住民部落花上5年的时间。”每到一个新的原住民部落,所有事务都将归零,需要重新建立关系。官安胜到过不少原住民部落,每个村子需要的时间都不同,少则两年,多则5年。他感叹,原住民并非天生防备心重,而是曾被居心不良的人欺骗或压榨,才会设下种种防备。“加上他们鲜少与外界有联系,因此当外人一来到他们的‘地盘’时,会误以为对方有所企图。”

17年来,从帮助各个部落发展的状况中,他领悟到要帮助原住民,就需要融入他们的生活,设身处地去了解他们的处境,才能正确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就好像现今的教育机制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大问题,因为这套机制不适合他们。”虽然“教育能改变贫穷”是不变的真理,但官安胜认为,首先需要有一套合适的教育方式,并且改善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才能让他们在生活无忧的情况下接受教育。

经过15 个月的努力, OA Or ganics现有15种蔬 菜,其中10种已经开始收成了。(摄影:邱继贤)
经过15 个月的努力, OA Or ganics现有15种蔬 菜,其中10种已经开始收成了。(摄影:邱继贤)

根据YKPM的调查,每4名原住民,就有3名在中二或中二之前辍学。“生活背景对他们有极大的影响。”官安胜表示,原住民从小接受的教育与市区不同,成长背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接受规范教育时跟不上进度,进而辍学。“此外,家庭经济也是当中的因素之一,为了三餐温饱,孩子被迫辍学,开始工作帮补家用。”他指出,即便有些原住民最终能念完中学5年的课程,但大部分还是以低空飞过的成绩完成大马教育文凭。“即使来到城市生活,凭著这样的考试成绩,他们只能获得微薄的薪资,仍然生活在金字塔底层。”

“这导致原住民进退两难,到城市工作的原住民无法适应森林里的‘原始’生活,即便想回乡发展也无能为力;而在部落发展的原住民则因没有能力与外界接轨,而被有心人士压榨。”因此,他认为原住民现今迫切需要建立稳定的经济基础,进而创立了OA Organics社区企业。

(摄影:邱继贤)
(摄影:邱继贤)

天然耕种计划逐见成效

部落,官安胜花了约4年的时间才融入他们的圈子,期间更做出各种尝试,以寻找适合当地原住民的工作。在某次实验性活动上,他给了原住民一些植物种子,之后,便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2015年,OA Organics正式成立,以天然方式种植蔬果。实施的15个月以来,已经成功种植15种蔬果,其中10种已经开始收成。官安胜透露,以往原住民一个月平均仅有300至600令吉的收入,而OA Organics现在能给予的是每个月800令吉的收入。“这项计划中最难捱的是说服他们坚持下去,因为开始种植的前6个月是完全没有收入的。”

他苦笑,因原住民经常遇到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的工作,导致他们对生活失去热忱与目标。“许多人会想,反正我努力与否,都是同样的成果。倒不如听天由命,靠著微薄的援助金,可以医饱肚子就好。”虽然OA Organics计划开始至今已有超过半数的人离开,但官安胜认为,现今的成果可以成为鼓励其他原住民加入的最好例子。

目前,OA Organics已经著手与其他临近的原住民部落商洽,希望每个部落都可以拨一块一英亩的地作为菜园,改善当地村民的生活。“但仅有园地是不足够的,我们还需借助外界的力量(募款),才能完成这个5英亩菜园的计划。”

除了送到早市售卖,这些以自然栽种法种植出来的蔬菜也被送到位于吉隆坡孟沙的The Hive寄卖,成为许多有机蔬果消费者的首选。(摄影:邱继贤)
除了送到早市售卖,这些以自然栽种法种植出来的蔬菜也被送到位于吉隆坡孟沙的The Hive寄卖,成为许多有机蔬果消费者的首选。(摄影:邱继贤)

官安胜指出,现今的成果不多,单是运输到城市兜售的运输费就耗去不少,唯有靠几个部落合作,量产之下才能减低运输费,达到盈利。另外,从种植方式、工具,到温室、水泵等都需要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虽然有些人义务到菜园帮忙或授课,但我们还是需要给予他们一些基本的车马费。”因此OAOrganics至今的盈利仅足以付给参与种植的8名原住民,官安胜与其他管理工作人员则暂时未支薪;而未来发展则需靠众筹的力量。

“我相信,只要能凑足5英亩园地与资金,在一年的时间内,我们能成为自给自足的企业。”同时,以OAOrganics为基础,为原住民建立公平交易的平台。未来,官安胜希望能帮助原住民达到与城市人相仿的经济水平,“我的目标是让他们每月可以获得2000至3000令吉的薪金。”他认为,改善经济水平能使原住民真正在社会中站稳脚步。“那个时候再来改善教育机制,就能立竿见影了。”

A Organics以全天然方式种植,虽然还未取得“有机”标签,但官安胜表示将著手安排。图为官安胜与其他工作人员在晾干从星巴克(Starbucks)带回来的咖啡渣,以作为堆肥。(摄影:邱继贤)
A Organics以全天然方式种植,虽然还未取得“有机”标签,但官安胜表示将著手安排。图为官安胜与其他工作人员在晾干从星巴克(Starbucks)带回来的咖啡渣,以作为堆肥。(摄影:邱继贤)

活得快乐满足就好

离开人人称羡的律法界,身边的人都为他感到可惜,“但我一点也不那么觉得。”官安胜笑言,在他的认知里,快乐、满足的生活才是生命的最大意义。

“钱虽然重要,但相比起快乐的生活,它又显得不是那么地重要了。”“她一直都很理解我,支持我。”离开专业律师这个岗位,官安胜的妻子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因自己投身志工界,妻子需要担起大部分的经济担子,但这并没有影响家人对他的支持。“生活上当然需要节俭一些,但这对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透露,两名孩子在空闲时也会随他到原住民部落帮忙,从实际行动中学习,并了解父亲的工作。

访问结束之际,他不断强调,自己并非大英雄,只是想为这个社会中做一些事。“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堆砌,只要过得快乐、有意义就好,而我,只是做我认为对的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