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淑霖：ICU的命悬一线

早前，第三电视《Majalah 3》节目制作组无惧染疫风险，走访雪州双溪毛糯医院和沙登方舱医院，捕捉前线医护人员抗疫的实况画面。大约40分钟的纪录片，从病患被送入医院，乃至一些患者逝世后下葬的过程，都有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全程参与。其中，一名医护人员握著手机，让家属透过视讯与患者道别。这一幕对我来说是真实的……
          
一个月前，家里出现第一个确诊患者。不是到处走，而是去学校上课，接触了确诊者，把病毒带回家。全家相继染疫，唯我幸免。起初，爸爸的情况较乐观，精神状态良好，直到确诊都没有任何症状，还可以自己走上救护车。岂料，隔天半夜，就接到重症加护病房 (ICU）的来电。

院方安排的视讯中，看见爸爸从鼻子到脸颊和颈部，连著粗大的管子，接上了呼吸辅助器。爸爸清醒，但没说几句，因为时间都被家人的信心喊话填满了。视讯结束后，医生说爸爸是五级重症肺炎，需要插管治疗，将进入昏迷状态。那刚才那通视讯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为什么没有让爸爸多说一些？如果他……

种种思绪侵蚀每个细胞，催眠音乐播放了无数次，依然无法入眠。加上家里还有其他在隔离中的确诊者、刚出院的康复患者，我已经分不清昼夜，时刻都要保持警觉，随时候命。接下来就陷入纠结，一方面期盼院方来电跟进，另一方面又害怕接电话。每次手机响起，都在考验心脏的能耐。

接著几天，爸爸昏迷。院方透过电话，每天给我讲解爸爸的情况，包括需要翻身抢救，让他俯卧通气 (prone ventilation)。期间，医生问我爸爸向来吃著什么药物，我赶进联系主治医院确认，再把药单传给ICU，仿佛自己也在前线，随时提供支援。而后还需要向家人报告，每天都在接电话、打电话的循环中。

第六天，爸爸醒了。院方再安排视讯，先是拨给我。心想，如果看到爸爸情况太糟糕，就不把其他家人接上了吧，免得大家无法承受。可是，这样好吗？最后全家人还是上线了。爸爸身上接著许多仪器、无法说话，只能慢慢挥动手指。

忘了第几天，爸爸要求摘下氧气罩，跟我们说话。但他发声吃力，我们也无法清楚听见他说什么。有家人啼哭不止，有家人一直鼓励。但越是告诉他“没事的”，爸爸的五官越是揪在一起，觉得他在经历极大的痛楚。很快的，他就“放弃说话”，视线远离手机的镜头。

“你说没事，但为什么我那么辛苦？”我试著猜测、理解爸爸的心理。“我一个人在承受，你们根本不懂我！”我看到他失望的眼神。于是，我主动跟家人开启对话，第一次沟通怎么去沟通。对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来说，是别扭的，但在这个当下也是必须的。

我深知，每一次的视讯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需要“有品质的对话”。和家人达成共识，给爸爸多一些时间，即便说话困难，就让他慢慢说。我们耐心陪伴，点点头，不急于回应。听到什么，就复述一遍，让爸爸知道我们听到了、明白了。

又不知道第几天，我们再次视讯。在ICU多时，爸爸脸颊凹陷、神情恍惚，心疼已不足以表达家属的心情。但爸爸还是很努力、很用力的表达。这回家人放慢节奏，听见爸爸微弱颤抖的声音：“我……要……回……家……”、“我……几时……可以……回家……”

你听到吗？那不止是治疗仪器的滴滴答答，还是心碎一地的劈哩砰朗。隔著手机的那丝盼望能够实现吗？这时，我的MySejahtera应用程式传来爸爸的疫苗接种预约。等不到疫苗，他就已经送往ICU了。你，还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