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政治上的社交距离

“权力体制是不会自愿放送优惠于民的（power systems do not give gifts willingly）。尽管在历史上偶尔出现一些慈悲的独裁者或释放奴隶的主人，这些人基本上是统计上的误差。一般上，权力机构会尝试巩固、维持及扩张既有的权力。”这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兼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一番话。如果将这一番话引用来检视我国的政治现象，也一样准确无异，一样令人觉得遗憾。

马哈迪首度出现在净选盟4.0大集会时，向媒体宣称他之所以出席集会，不是为了支持净选盟，而是为了与民同在。当然，马哈迪二度拜相后，最重要的政治举动不是与民同在，而是部署内阁的权力、招揽巫统议员跳槽过档增加土团党的议席以稳定话语权。今年二月的一系列辞官、代首相和再度拜相，一样是尝试巩固既有权力的行为。

慕尤丁内阁使尽锁国抗疫之便利，策划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政策辩论议程的国会，背地里的盘算更不在话下。政权变化背后所意味的，首先是为了自保政权、在明在暗的权力重新部署，即便是在疫情笼罩的情境下，捍卫一般人民普遍权益的议程可以暂时搁置。问题在于面对同样是自保政权的政党和政治人物时，为何公民社会对希盟政府和国盟政府的反应却存有差异？

其中，当下公民社会中最大的控诉是，国盟政府不是人民在2018年大选中选出来的政府，因而不具正当性。这种说法可以理解。可是，即便是透过民主程序的途径胜出，只求自保权力的政府或政党，何尝就有正当性？正当性不是靠技术性程序来产生，而是必须建构的。因此，任何权力机构都必须付诸于具体行动，建构并向其支持者展示正当性。

默许土团党种族议程

希盟政府的正当性，除了建立在“烈火莫熄”运动和之后的《橙皮书》、《希盟竞选宣言》明确的政治、经济改革诉求上以外，不可忽略的另一个来源，是与净选盟、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等公民组织的长期合作而成功形成的一种亲民形象和体制改革的代表。这个成功让我国产生了历史性的政权转易的政党结盟，同样的发生著只为自保政权而违背改革承诺的事情。

从推举马哈迪为领导、默许土团党的种族议程、接受巫统议员跳槽、废除恶法承诺和体制改革的推搪与落空、到最后让希盟政府倒台的党际和党内权力斗争，都是有目共睹的实例。

当然，诚如乔姆斯基所言，巩固和扩张权力是权力机关的常态，因此问题不在政党或政治人物的行为。可是，当政党背弃承诺或将人民的权益搁置一旁时，作为有自主权的公民组织，尤其是与政党或政府有合作关系的组织，没有及时发声劝告或批判，这不仅让掌权者少了一股监督压力，也伤害公民组织本身的正当性，导致民间力量的消散。

误判希盟政府的改革意愿和魄力，却不反思是否该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随著马哈迪的辞职，希盟政府未能留下有实质意义的建树。现在距离下一届大选只有大约三年的时间。届时，我们依然会面对两个争权夺利、操弄种族情绪、营造不安的政党结盟。到时，各政党同样会交出《竞选宣言》这种政治承诺，继续向公民组织示好。只是在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政党仍未建立以民主人权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之前，公民组织必须承认，两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同时也必须谨慎检视，当政党或政府向公民组织靠拢时，究竟是为了合作推动改革，还是要笼络以建立形象。

公民组织应该好好地复习这两年，政党轮替为我们上的这一堂课，保持政治上的social distancing（社交距离）。毕竟，power systems do not give gifts willing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