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马来亚独立日随笔

我今年44岁。1957年，我的祖父母落足南洋估计已经快20年，是上霹雳大曲新村（SelatPagar）的农民，种烟种胡椒，而我父亲还只是刚满十岁的学童。当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吉隆坡独立广场宣布马来亚独立之时，上霹雳有一大群农民却因没有自己的耕地而酝酿著一波移民潮。

曾经留学英国的国父在独立广场的庆典中，誓言让这个联邦成为一个“奠基于自由和正义原则的主权、民主及独立的国家，并永续追求所有人民的福祉和幸福，以及维护在所有国家之间的公正和平（a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State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ever seek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its peopl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just peace among all nations）。但远在大曲新村的烟农没有收音机，教育水平也不高。摆在眼前的是迁不迁徙的难题，是对孩子前途的抉择，而不是对国家的憧憬和未来：

走过63年

“我们家在1956年就开始酝酿离开大曲新村，另谋出路。这里是戒严区，进出受制于军警，森林不可开发，有利于种烟的土地严重缺乏。我们家七兄弟里面，五哥已到了槟城读书，六哥看来也会升上中学，我还在新村小学。下来几年，学费会是最大的家庭开支。要栽培出两三个读书郎，就必须找出一条比较稳定的路径来，赚多点血汗钱才能应付。”（陈建荣，《岁月的回眸》）随著马来亚的独立而获得的民主制度和拥有保障公民自由条款的宪法，不是我祖父母所关注。

独立后，我国经济发展和模式的变迁所带来的成果是显著的，而且几乎没停止成长过。1960年，马来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9.2亿美元／约80亿令吉。2018年，马来西亚这个数字是3600亿美元／1.49兆令吉。

1957年，马来亚平均家庭收入是每月220令吉，绝大部分人民在贫困中生活。直到我念小学的年代，家中不再靠务农谋生。父亲开始做生意，而母亲是公务员。生活虽过得不富裕，但也不贫穷。和父母亲的童年不一样，我们兄弟从小不需要参与家庭中经济活动，只需要专注把学业学好就好，过著安逸稳定的生活。

然而，在经济以外，国家的发展并未如东姑阿都拉曼所愿。从整个1960年代起直到其被废除的2012年，《内安法令》挟持媒体及警惕新闻工作者。1987年，透过茅草行动，政府不仅涉及大规模拘留，而且还关闭了三家国内主要报纸。好一些打压自由的法律随之而来。

1969年发生的513事件后，政府的应对策略不但没有化解族群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反而成了某族群的代言人，深化了鸿沟。1988年，马哈迪罢免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Tun Salleh Abas），对我国的司法系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仍在念小学六年级的我，却每星期在学校进行的周会上，练习爱国：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遵从法治；培养德行。

学校教育灌输爱国意识，却没有教我们认识：国家会说谎、宪法会失效、法律可以不平等、掌权者会腐败。

爱不爱国如何判断？

今年的马来亚独立日（8月31号）在好一些社会议题陪衬下进行：前首相纳吉在一马公司（1MDB）丑闻一案中所有7项包括滥用职权、违反信任和洗钱等指控成立，被判12年徒刑；年度国家稽查报告再次曝露政府部门公帑的浪费、挪用和渗漏问题；劳勿果农与彭亨州政府、彭亨皇家榴梿集团之间的纠纷；巫统国会议员再挑起多源流学校分裂种族和谐谬论，并获得土著团结党青年团长表态支持；原产部部长违反强制隔离措施风波；政府借抑止非法移工之名，搜捕及驱赶无证移工，并限制合法移工就业机会……公民身份、学校源流及口操国语流利与否，成了判断是否爱国的不二标准。可是，身为移民后代，我却在多年后对国父这段宣读独立的文字产生共鸣：

“从今以后，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为这片我们挚爱的土地谋福祉是我们的责任。别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独立固然是一个里程碑，它也只是我们努力奋斗的门槛，即建立一个新兴的主权国家。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呼吁大家为新马来亚献上自己的力量：心手一致创建一个受正义与自由理想启发的新国家，成为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光明的灯塔。”

若说这是建国的初衷，那敢问究竟是国语不灵光的我不爱国，还是钳制自由或损害社会公义的人不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