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强：政策失焦全民共同承担

正要下笔写这篇文章时，滑了一下新闻却发现洗车服务的标准作业程序（SOP）方才出炉，只能洗抹外部，而且顾客不准下车。荒谬的是，这是洗车业开放后的11天才公布的SOP，这比之前人民批评的政策朝夕令改更离谱，凸显了政府对抗疫政策并没有全盘规划，一下东，一下西，见步走步。

当政府二度重启行动管制令并沿用MCO的名称，实施了月余，有其形却无其神，疫情没有减缓的趋势，且经济依然低迷。国防部高级部长依斯迈沙比里日前强调，选择“开放”经济领域，为的是要平衡抗疫工作和经济，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在我国的经济架构底下是无法得到平衡，只要走访社区，不难发现许多商家小贩无不叫苦连天。

行动管制必然重创经济

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个依赖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中等收入国。根据2020年第4季的劳动市场报告显示，我国的就业市场中，52.4%的就业人口任职于服务业，制造业则占了26.1%，以上两个领域在同个季度为我国贡献了81.4%的国内生产总值，任何行动限制的政策恰好重创这两个主要领域。

这两个领域是许多中下阶层人口就业的领域，而且低收入阶层人士的工作性质，是更为需要依赖人员的流动，更需要和人群接触，例如销售/服务员，收银员，旅游业相关人员等等。制造业中的底层员工，多数更是集中式工作环境，如工厂厂工。

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十分依赖货物和人口的流动性，一日有行动管制政策的存在，经济便难以复苏，若在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再出现一波裁员或减薪潮，无论社会上层或底层的人民皆会受到影响，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影响更甚。

因此行动管制并不是万灵药，若施行得当固然能阻断传染链，但必然得牺牲经济，惟这机会窗口极小，而且我国已经错过良机，若未来再实施这等失败的MCO，对国家的影响将无法估量，人民也不能一再奢望政府出手救市。从上个月18日首相慕尤丁宣布涉及150亿令吉的特别援助配套来看，当中除了延长，加速或改良过去已宣布的援助配套，实已了无新意，如仅为期一个月的工资补贴3.0计划，虽为及时雨，但跟2020年宣布的4个振兴配套相比却如同鸡肋，说明政府对救市已现乏力。

防疫政策以何为依据

卫生部每天汇报疫情数据，人民的心情也随著数据的高低而起伏，而政府也似乎依据确诊数字的指引来拟定下一步的抗疫策略，就如MCO是否延长，还要等结束两天前才有定案，让人民无法进行判断和规划，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和想像。

政府每次落实新抗疫相关政策时，并没有明确的告诉人民是以什么依据做决策。是全国还是各别州属的基本传染数高低，还是确诊人数高低，感染群趋势，抑或其他考量。如果是以确诊数据为依据，也不一定能反映全部事实。

就以过去几天的确诊人数来说，过去几天维持在3000多人或更高，但在2月14日和15日分别记录了2464人和2176人的确诊案例，这并不是MCO2.0抗疫成功，而是筛检人数大幅减少。14日的筛检人数为2万4275人，15日则2万3791人，比起10-13日的筛检人数少很多，因此确诊人数下降，但确诊率反而高了，多数新感染群来自工作环境。

换个角度，如果利用单个工作感染群的数据来看，槟岛某工地12日有一名移工确诊，并在筛检21人后发现当中有14人确诊，确诊率极高，是为66.7%（于15日纪录为新感染群）。其他感染群也有高于全国的确诊人数/筛检人数百分比。

以上这两组数据告诉我们，数据统计结果是可以被操控来呈现不同的结论，这便是统计学中辛普森悖论的例子，相同的数据，不同变量组合，既可呈现出抗疫成功，成功及时介入进行筛检和隔离，阻断传染链，但分组呈现却也可得出相反结果。因此数据，它只是一项参考，落实政策需要采取更多方的考量。

抗疫政策方向失焦

政策落实要需要头转身子转，必须上传下达，贯彻到底。但现实中，我们除了无法从政府口中得到明确的指引，许多政策更出现双标，例如通过泡泡行程的公务外访可以缩短至3天隔离期的特别待遇，不同宗教场所有著不同的SOP，甚至刚过去的农历新年SOP皆无法让人民信服，头和身子往不同方向转，只会身首异处，抗疫何能成功。即便慕尤丁政府坐拥了紧急状态下被赋予的极大行政权力，除了成功冻结国会稳住政权，也没有其他“政绩”可言，防疫政策的落实也不见得比以前灵活。

因此在全民疫苗接种计划完成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和病毒共存，未来必须是全民合力抗疫，务实地面对疫情。政府必须加强宣导工作，而不是一味用藤鞭说话，私人界也必须配合，照顾员工的卫生和确保员工有个安全的工作环境，人民同时也必须学会正确的防疫措施，减少非必要的接触。若无从选择必须为生计走动并和人群接触，也要学会在过程中保持社交距离降低自身染疫的风险，切勿因为“信任”而疏于防疫。这并非人民自救，而是一个共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