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仕强：探讨疫情后的就业保障

青年失业的情况越趋严重，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剧了这项全球都在面临的问题。去年我国因疫情导致总失业率高企，在2021年1月更有高达78.25万的失业人口，其中29.53万是介于15至24岁的青年，占了总失业劳动人口的37.7%。

大马统计局近期公布数据更显示，2020年大部分毕业生月薪创新低，所获得的工资仅介于1001至1500令吉之间，有者更未达1200令吉的法定最低薪金。随后首相署（经济事务部）部长慕斯达法却提出“感恩论”，称现阶段能获得就业的机会就应感到庆幸，此番言论听似合理，但只是把一个现有，却相对复杂就业市场的结构问题简化，避而不谈核心问题。

虽然数据上显示我国失业率依然高企，但事实上要得到一份工作并不难，市场上有林林总总的就业机会，还有越趋蓬勃的零工经济产业，自由业，合约性质的产业，或非正式行业的工作机会等等。只要肯踏出第一步，要把自己从失业人口的数据中抽出来并不难。

就业率仅是参考

惟单靠减少失业率并不能解决劳动市场现有的问题。许多待填补职位空缺是低技术门槛或低生产率的工作，外加经历了疫情之后经济成长的萎缩，这类工作的价值也明显降低，导致雇主无法支付更高的薪酬。

同时现有的劳动市场也因为疫情对职场生态的冲击，导致不少雇佣关系的改变。一些工作岗位的工时需求也减少，或因为居家办公的政策，因此部分雇主也选择改变雇佣合约，选择采取减薪政策，或转以日薪或工作时薪支付薪水，导致雇员的平均月薪下降。面对以上这种情况，即便经济复苏，这批员工薪资也不见得会有所提升。

另外一种低门槛的零工经济产业和自由业工作也频向失业者招手，如电召车司机、送货员、业务员等等没有基本收入保障，或低基薪的工作，许多人看到的是该行业的收入天花板，却鲜少关注大部分人是还在地板上求三餐温饱。因此，即使变成就业中人口之一，也未必表示其可以获得合理的收入。

现最低薪金制不合时宜

自2020年1月起，政府规定全国57个主要城市的最低薪金定为1200令吉。最低薪金的劳工政策原意是保障员工的基本生计，保障员工不被雇主剥削。但是零工经济，非正式行业和合约制工作模式的出现，最低薪资政策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因为这类雇佣合约大可以绕过最低薪金给低于法定基本工资，甚至无底薪。

我国花了很久的时间探讨最低薪金制度，每当提到提高最低薪金都会引来私人界的反弹，但最低薪金也永远追不上通胀的生活成本，如今经历了一次疫情，相信未来推动提高最低薪金会出现更多阻力，加上现在的职场生态，未来更应该探讨的是最低薪金以外的薪资保障替代政策。

政府适当的介入劳动市场有其必要，随著劳动市场型态的改变，我们也应该探讨新的应对政策，如在最低薪金之上，由政府发出针对性的薪资补贴，留住行业人才，让专业能力可以获得累积和提升。

同时探讨保障特定零工经济员工的生活福利政策，或直接进行补贴，让拥有生产力的劳工可以至少获得足够应付当地生活开销成本的合理薪资。同时继续推出就职培训，或技能培训，再培训计画，让低技能劳工可以转型成中、高技能劳工，提高生产力。

勿停留在低专业窘境

许多大专毕业生因为在其专业领域找不到相应的职位空缺，或因为薪资未达预期而选择延迟就业，抑或索性放弃专投其他低门槛领域工作，是一项专业人才流失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见如今不少高学历，或者曾经坐拥高薪的人士，因为疫情失去工作，转当零工经济行业的一员。每当获得社交媒体或报章的大肆宣传后，都会获得网民的赞赏，赞其可以吃得苦，失去优势后还懂得变通。这类多了几分悲壮色彩的故事总是很吃香，但别忘了这类型的工作可以短暂解决生活的部分问题，但并没有专业经验的累积，以后想再踏入原本的专业领域时，可能已无法追回时代的步伐。

回到青年失业和大学毕业生起薪低的问题，部长要毕业生将就不讲究的咖啡店阿伯般言论是毫无建设。许多待业中的人士并非全部都是挑剔心态作祟，不积极，或不上进，有谁不想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不用面对财务和精神上的压力。身为政府，应该认真探讨的是就业保障政策，提高就业市场质量，提高劳动市场的专业技能来促进就业稳定。若无法人尽其才，疫情之后会有更多人才外流的现象，进一步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无法跟邻国竞争。

想起我在工地认识的孟加拉移工，说起他的成长故事，他原本是大学药剂系毕业，在孟加拉开一个小药行，却因为当地药剂行非常竞争，所以选择放弃其专业飘洋来马当建筑工人。每当我看到大学生毕业后当电召车司机，或从事无法累积专业经验的工作，我都会想起我这位移工朋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