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求好而不是讨好—新加坡的治国之道（上篇）

新加坡在许多方面均是个与众不同的岛国。这个面积只有728平方公里，人口约570万的高人口密集国，其经济总量（即GDP）竟可与一衣带水的大马并驾齐驱（约3700亿美元／1.5兆令吉）；除以人口，其人均收入可高达6万多美元（约24万多令吉），远高于约1万美元（约4.1万令吉）的大马。

新国的人均收入与人类发展指数通常排在全球约第10名，其经济自由度与廉洁度，也常排在全球前几名，惟民主指数则低于大马，突显出民主程度与国家繁荣发达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为何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能够取得令人侧目的成就，甚而至于使中国要向新国取经。为何条件比新国佳的大马在许多方面均不如新国，以致许多大马年经人得到新国找出路成为马劳？这是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新国能为何大马不能？

回想1965年新国退出大马时，大马的一些政治精英还幸灾乐祸，认为新加坡是无法自立自主走下去的；只是结果出乎大马执政精英的预料之外。1968年英国从新国撤出军队时，也使人担心这个国家的国防与经济安全，可最终也没难倒新国。

应该说，新国的危机处理能力是颇强的，这与其执政精英的素质有关。自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以来，这个国家便是由人民行动党（PAP）一党执政的国家。

这个党是种列宁式的精英型干部政党而不是群众政党，也就是党员虽不多，可组织与执政能力却很强，特别是第一代领导人。这一批领导精英如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林金山等均是峇峇或英校出生，尽管饱读西学可就是不愿意盲从西方那一套政治经济理论。

正因为他们不盲从西方，著重强调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可能取得卓越的政绩；反观盲从潮流者，如福利国、共产主义或纯粹的西式民主者，一般均成就有限。实则，台湾与韩国在1980年代前也不盲从潮流，而走自己的路，才取得不俗的成就。

按照现行西方政治理论，民主政体应该是两大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方算得上是正统的民主体制（如两次政党轮换执政才算是进入民主巩固阶段）。可新国不但是一党领导，而且还是压倒性的一党独大，以致于1984年人民行动党得提出议员增补制，即最高票落选的反对党候选人可依票数进入立法院成为反对党。

这可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同理集选区制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只是也应看到人民行动党能全面执政，也得归功于赢家通吃选区选举制。从得票率角度看，其实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通常只有约60％。易言之，尽管政绩不俗，不满者还是颇多的。

利用左派力量

历史地看，人行党是个善于借用左派政治力量上台的非共政党，说得极端，就是华校生出力英校生收割成果，左派坐牢，右派当官。之所以自有其历史与环境因素。

李光耀、杜进才这批英校生虽然反共，但也从左派人士那边学了不少有用的智慧，如在每个国会选区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在社区中心设立联络所管理委员会；议员（包括总理）得定期接触选区民众，以便了解民情民心民意。这一套应是从左派的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思路。

不同的是，第一代领导精英，基本上是种硬心肠的务实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性观是，人民群众具有短视近利的一面；因此，虽然要了解民心民意却不能一味迎合民心民意，而得从实际出发，检视民心民意是否符合现实的国情。

实则，早在1970年代，当世界流行谈福利国时，新加坡便公开谈不学瑞典这个典型福利国。从这批精英的角度看西北欧式的福利国是种只求讨好民众，而不敢求好的软心肠短视政策，是难以持续的。

这批精英也不很信任群众的智慧而时常敢敢为民作主（就如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当官不敢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蕃薯）。换言之，他们的治国方式是家长式或严父式的，只是随著时代改变，第二代或第三代领导则略有调整。如有人认为吴作栋的作风是兄长式，而李显龙则是朋友式的。尽管有这些作风的调整，总的来说，新加坡还是坚持走尽可能求好而不只是讨好的硬心肠务实主义思路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