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社会与校园霸凌

近日，校园霸凌再次亮起红灯。槟城一名18岁印裔少年纳文疑被视为娘娘腔而被霸凌致死，另有一名国防大学海军系学生被怀疑偷窃而被霸凌不幸身亡。这些校园霸凌案件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大力挞伐要严惩这些施暴者。

谁需要正义？当然是这些无辜受害的同学，无论是否涉及生命危险，都需要被补偿。社会更迫切需要的是重新肯定和确立，“校园（仍）是一个淳朴安全的场所”。

首相在纳文事件后，在推特表示哀悼，且强调要“严惩”加害者。警方近日已以谋杀罪提控5名嫌犯，国防大学被提控的19名学生中的6人同样也被以谋杀罪提控，最高判刑是死刑。有待讨论的是，这是否是我们真正要的“严惩”？这样的“严惩”有什么意义？

由于受害者已逝，看似最“公平”的惩处形式就是一命填一命，如此一来，正义才得以伸张，未来才能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问题是，校园霸凌是否真的能够从此消失无影？所谓的“严惩”是否能够帮助加害者和其他潜在加害者，甚至包括受害者真正理解“校园霸凌”为何持续存在？

我们经常习惯严惩“问题学生”，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暂时休学或退学，以防这些毒瘤在校园继续扩散，危害其他乖顺遵守秩序的学生。问题是，教育制订者和执行者忙著要学生们背诵数十百条道德价值观和定义时，我们是否仍然有捍卫基本教育价值，确保校园是一个可以纳入学生各种生命经历和日常经验，让学生们可以放心讨论，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各种关于阶级、种族、性别的疑惑？

譬如，加害者的霸凌行为是从哪里学来的？是谁教他们看见一位男生的行为表现，不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就可嘲笑对方为“娘娘腔”？遇见疑似偷窃行为，是谁教会我们可以用以私刑，自己化身为道德警察惩处“偷窃嫌犯”？

面对丧子之痛，纳文母亲悲痛地说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类似的事件。昨日，其中一名嫌犯的哥哥表示，由于社会氛围强烈的不满，没有律师愿意为他们辩护。当我们急著要用各种合法暴力“严惩”这些加害者，其实是选择背弃我们对这些加害者的教育责任和义务，以一种快速方便的方式“解决掉”加害者，也不愿谦卑地看看我们是如何构造了一个充满各种歧视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