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简论中国的民主观

中国的政治思想因两千多年历史而七彩缤纷，各种思想充满学人对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解构，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像。不过，这些政治思想却跳不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框架。本文以简述当代中国政治理论家对民主的诠释，并以此跟西方民主进行对话，最后略述当代“中国民主”所面对的挑战。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中指出，千年孕育下来的中国民风有别于西方，认为“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倡导权能有别，即权是人民权力（民权），能是政府治理能力。要根除中国社会乱象须改变人们对政府的态度，将由皇帝掌控的权力给予人民，凡事由人民做主，再由人民委托有能力的专家治国，专家组成的政府所行使的权力不由人民所质疑，因为他们有的是过人的专业，如军事、理财、外交等本领，此即中国的民主政体。

浦薛凤是21世纪初有名的政治学者，留美的浦薛凤在《政治论丛》一书解释其定义的政治：治重于政，治（治理）是落实法律的手段，政（政理）是法律规章。他认为，中国不应该无条件学习欧美的宪政主义，要以“治乱兴亡”的概念筛选中国需要的元素，例如，将西方的政党、选举结合中国的治理、政风，让人民选出有素质、有道德且治国有方的领导人，亦即选举是一种选贤与能的过程，而不是西方强调的代议功能和权力制衡的源头。

民国时代的邹文海认为政府最大的价值是回应大众期待，所谓民主便是人民希望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带给他们未来，而责任就是福利，责任在不同时代由人民和政府互相型塑而生。为遏阻政府滥用代表民意专断横行，唯有强化人民的权力，定期评测执政者的效能予以制衡。尽管邹文海倾向英国议会制，但他的出发点并非权力来源和行使的正当性，而是当权者是否为责任政府。

1949年中共建政，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之名建立一党独大。改革开放后，中国政体面临经济变迁冲刷，社会发展带动的民智提升，以及民众对国家的自豪感催生新的政治理念。留美的王绍光不认同西方中心主义，认为只重视程序的选举制度不能带来社会正义，唯有持续激化经济差异和政治冲突，据此推广中共的代表型民主：先由基层党员汇集民间需求，基层再把讯息由下而上传达，接著由领导“磨合”资讯代为协商，达成共识再落实决策。王绍光将其称为共识型决策。

潘维是另一位“新中国”后的政治学者，他严格区分法治和民主，中国应该将两者合二为一，建构谘询型法治的政体。中立官僚、自由司法、独立肃贪、自主审计、民本咨询、基本人权是谘询型法治的条件，谘询是指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与中央间的互补关系。潘维主张只要维系良好的法治社会，中央、地方和基层有效融合，在没有政权轮替的情况下，人民依然会予以中共正当性。上述说明中国民主概念不是立基政党竞争、自由选举、开放言论、权力课责，而是政府治理、行政效能和官民结合上，这也是中西摩擦不休之源。尽管中国有一套方程式，西方民主的程序要求固然不是最重要，可是要政治理念得以落地则须有一套透明机制的支配，所有可能构成贪腐滥权的灰色地带都不容妥协，也因此不重视程序的中国模式令人质疑。

就目前习近平主政的中共，经济实力纵然可观，然而中共对内压抑少数族群，压缩民众的表达空间，网络监控力度不断升高，甚至衣食住行也受牵连。对外以军威吓唬邻邦，中美恶性竞争导致周遭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内深陷选边站的窘境，经济绑架接连发生（如斯里兰卡、柬埔寨），以致中国的治理模式难获世界肯定，更遑论中国式民主的推广。

无论如何，中国最大的威胁不在于欧美集团的打压和民主输入，而是在于中国要如何担当有别于“霸道”美国的世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