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的严峻时刻,5月29日单日确诊病例与死亡人数都创下新高,分别是9020与98例。国盟政府终于不得不采取坚定手段执行“全国大封锁”。这是艰难的决定,毕竟我们已没有犹豫不决的空间,优柔寡断只会使情况更糟。

毋庸置疑,国盟政府去年3月在疫情开始爆发的第一阶段实行行动管制令(MCO 1.0),导致许多机构、学校、公司和企业活动停摆,大部分人被“锁”在家里,学生居家学习,职工居家工作。MCO 1.0 的目的就是要阻断病毒传播,商业活动受到冲击在所难免。新冠病毒可怕之处,就在于其传染路径是人传人,而无症状感染更使病毒扩散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本来属于防疫模范生的台湾与新加坡,在5月份的疫情中纷纷失守。台湾早期防疫做到“滴水不漏”,2020年4月至12月连续8个月的本土感染零确诊记录也令世界瞩目。新加坡尽管去年确诊人数也有6万多人,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外籍劳工群体,本土感染极为少数,但5月份的本土感染单日都有20-50例,看来防堵疫情的力道稍有松懈,病毒就会“长驱直入”。

我国政府从6月1日到14日实施两个星期全国大封锁,疫情是否会马上骤减,看来不容过于乐观,毕竟大封锁的目的是“阻断”病毒传染链,其配套必须结合大规模的筛检及核酸检测,以找出病毒源头与确诊者,并确保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疫苗接种必须加快脚步。安顺国会议员倪可敏指政府耗资35亿令吉购买7350万剂疫苗,可是由于过程涉及垄断,疫苗供应始终不达标,导致全国疫苗接种计划至今只达到区区3.6%的目标,距离80%的目标相差甚远。

疫苗垄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其中报价及中间商的“利益”应更加透明。疫苗是目前疫情最关键的“救命稻草”,所有的“商业利益”考量都必须让路于“公众利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商人捐赠科兴疫苗事件在社交媒体引爆各种是是非非的争论与质疑,到底疫苗捐赠行为本身是个道道地地的“骗局”还是当事人想做“好事”但偏偏遇到衙门设了一道“门禁”?

在这一波疫情下我们见证了疫情的“凶狠”,印度疫情爆发出现许多人间悲剧,包括病房缺乏、死亡人数暴增、停尸房不足、医护人员疲于奔命,以及被印度人视为神河的恒河漂流无数弃尸等,看得令人触目惊心,无疑这是人类浩劫。

我国国民本来对其中一种疫苗──阿斯利康存在疑虑,特别是其可能出现的血栓更是人心惶惶。早前政府不把该疫苗列入“全国疫苗接种计划”中,就是因为考虑到人民拒绝接受这款疫苗,但随著该疫苗开放自由登记接种竟然出现疯狂“抢著预约”的局面,这似乎证明人民抗拒此疫苗的假设是错估的。但殊不知真正的“改变”因素是随著国内疫情升温与失控,人民深切感受政府控制疫情的无作为,唯有“快点”打到疫苗作为个人自救的一种方式。

再看香港的情况,超过百万剂的疫苗没有人去施打将面临过期命运,当地疫情不严重,过去14天香港共新增17宗确诊个案,加上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因此对疫苗接种基本是“不急”的心态。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指香港在5月28日没有新冠病毒本地个案,达到清零,第四波疫情应已完结。

为了达到全民免疫,我国疫苗接种计划不能再慢半拍,开放州政府或私人界的参与采购疫苗与接种计划是必要手段。国盟政府应对疫苗的管理与进口等内情做出更大程度的公开、透明、与社会告知,任何人想对疫苗的交易存在利益的输送而影响疫苗的接种计划,都应被揭露。

疫苗接种刻不容缓,涉及疫苗的庞大开支既然涉及公帑,理应获得有效监督。疫情肆虐,斩断利益相关者对疫苗存在的猫腻,显然是推动疫苗成败的重要因素。

陈锦松

曾任北京英迪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驻中国办事处主任、南方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处总监、UCSI大学中国区总监、新纪元大学学院招生处资深主任,报社社论主笔、杂志主编,先后旅居中国北京、上海、广州、重庆10馀年,现为独大教育中心理事及大同韩新传播学院文化事业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