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止儿童性侵（4）】律师当儿童之友　吁改革护权益

《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新条例弥补了一些法律漏洞，但仍存有灰色地带。拥有40年妇女与儿童援助经验的专业律师维琪亚拉哈肯（Vicky Alahakone）认为，新法令无法一步登天，要成功起诉儿童性侵犯，还需仰赖有效的执法。

隶属大马律师公会的儿童权利委员会（Child Rights Committee）正致力研究和提出立法改革，希望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2016年年底，他们积极培训儿童代表律师，至今已有75名律师经过训练。

儿童权利委员会联合主席斯利维亚嘎纳巴蒂（Srividhya Ganapathy）表示，许多儿童性侵案撤诉的原因是家长选择放弃或妥协，不代表孩子的意愿。“有了儿童代表律师，无论在争夺抚养权或性侵案，都能清楚地将儿童的意愿转达给法官。”

维琪亚拉哈肯也对此培训表示看好，她认为，国内虽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在帮助被性侵的儿童，陪伴他们出庭，但他们终究不是律师，无法在上庭前为儿童和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未知是可怕的。”她透露，不少家长因没有法律知识，惧怕审讯的过程，而选择撤销控诉，“要是律师能成为‘儿童之友’（Friend of Child），便可更有效地为儿童进行事前准备，比方说带他们到法院，熟悉审讯的过程与系统等。”

资深家庭法律师维琪亚拉哈肯：“新法令的制定，能帮助提高定罪率，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需要各方面全力配合，才能真正发挥成效。”

吁增设儿童特别法庭

目前，儿童权利委员会效仿荷兰、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积极向政府争取免费的儿童法律援助。

至于在今年7月投入运作的首个性侵儿童特别法庭，维琪认为，基于地点因素，其成效不大。她指出，特别法庭仅设立在布城，而非各大州属，对外州受害者来说，是一大负累。受害者与家属必须舟车劳顿到布城，交通费、住宿费已是一笔负担，加上家属必须请假带孩子前来，倘若经济状况不佳，将演变为手停口停的情况。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就此事指出，如有需要，政府会考虑于明年在雪兰莪、柔佛和槟城设立性侵儿童特别法庭，未来再扩大至彭亨。

灰色地带待改进

维琪认为，新法令赋予司法及执法人员更多权限，但仍有不足之处，她举例：

一、无固定的审理人员

儿童性侵案审讯期间，可能面对副检察司、法官调动，或因警方搜证不足而推迟审判。维琪指出，每一次换法官，案件就须重审，花费不少时间，受害者也可能因案发时隔已久或重复太多次而忘了细节——这些都是控方的漏洞。

性侵儿童特别法庭投入运作之后，由一名“JUSA C”等级的地方法庭法官负责审理，此前为巴生地庭法官的杨扎丽达沙扎礼（Yong Zarida Sazali）受委就任该职，但她并非固定驻守于性侵儿童特别法庭，一年后也可能被调到其他法庭。维琪表示，我国没有专门审理儿童性侵案的司法人员，倘若能委任特定人员审理此类案件，将可缩短审讯期，减低受害者的心理阴影。

二、缺乏与儿童沟通的技巧

参与审讯的人员包括法官、律师、副检察司、警察等得同时处理各类案件，无法专注于儿童案件。但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儿童，唯有学会专业的儿童沟通技巧，才能更了解儿童的需求与心理状态。维琪说：“每个儿童都是独立个体，执法人员需在上庭前了解其脾性，才能确保审讯过程顺利。”

三、搜查令拖慢搜证

除了受害者的口供，其他证据也是定罪的关键。人口贩卖案件允许警方无搜查令进屋搜查，但新法令无此条例，警方不能省略申请搜查令这道程序。维琪表示有些罪证如色情照片、刊物等能被轻易销毁，免除搜查令有助提高警方的搜证效率。

四、报案率不高

维琪表示，虽然有了新法令，但仍有人在发生儿童性侵案后选择不报案。教育工作能让更多人了解法令重点，增加报案率。相关单位可到学校做宣传，让更多学生、老师及家长有所认知，同时鼓励学生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向身边的人求助。

五、无知造成恐惧

在儿童性侵案件中，警方与副检察司需要合作，针对所找到的各个证据查看有否任何漏洞。再者，警方也应在上庭之前协助受害者及其家庭了解审讯过程，解除他们对“未知”的恐惧，以增强家长对孩子上庭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