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视野】临床心理小镇驻诊　彭开贤为留守儿童解语

彭开贤（31岁）拥有临床心理师与辅导师的双重身份，毕业自国立大学临床心理硕士学位，现为大学讲师。如果留在吉隆坡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可是他偏偏选择到霹雳州的小镇金宝，领著微薄的薪水，培养临床心理师及替当地人看诊。

彭开贤的时间排得很满，他是大学授薪讲师，在教课之馀，他还在大学附设临床心理门诊负责看诊，以及举办工作坊，提高学校老师及民众的心理卫生意识。

“2010年，整个霹雳州没有位临床心理师，当地人只能到吉隆坡或是槟城求医，或是摆著不管。直到2012年的时候才有一位，现在则有4位。”目前他的手上有二三十个个案，档期已经排到9月。尽管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临床心理师驻守门诊，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做的还不足够，“新的个案最快也要排到9月才能见到我们。”

他指出，金宝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在别的地方工作，孩子与祖父母或姑姑阿姨同住的比例很高。少了父母的配合，个案的处理更加棘手。

他在大学修读辅导谘商教育，硕士班修读临床心理系，他的大学同学纷纷被委派到各大国中担任老师，他现在虽然是大学讲师，但是薪水待遇与其他专业领域仍有差距；私人机构的临床心理师收300令吉的诊费，他在大学附设的临床心理门诊，按家庭收入象征式收取6令吉至60令吉的诊费。“全马只有约莫200位临床心理师，如果我在私人机构接个案，我会越赚越多钱是没错，但是解决不到一个更大的课题——我国的临床心理师严重不足。”

对抗体制，教育不限一种模式

大学主修辅导谘商教育，彭开贤说跟自己成长经历有关。

“我本身有学习障碍，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我有3方面的困难，包括读写、运算和肢体协调。”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他每天上学都逃不过被老师打的命运，不是功课漏掉没有做，就是做完了但是错漏百出，“老师觉得我乱做功课，其实老师在教的时候，我都听得明白，可是回家做功课就惨了。”

“尤其是听写，每次一定被鞭，错一题鞭一鞭，运气好的时候也要捱6鞭。”所以他很常装病逃课，上学对幼小的他来说是痛苦的事。

五年级发生了一件事，有天老师进班命他收拾好书包，“那时候我心里很高兴，不用装病也可以提早回家。在我收拾好以后，老师拎起我的书包一丢，丢到走廊的另一端，他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还叫我去操场罚站，晒了两节课，回到课室才告诉我字体写得太丑了，她觉得我乱写功课。”这事件对一个小学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自行摸索作题方式

彭开贤在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虽然他在学校状况频频，但是父母都把注意力都放在同样有学习障碍和注意力缺乏过动症的弟弟身上，无暇兼顾他，“我妈妈需要常常去学校，坐在他旁边如同他的影子老师一样。”彭开贤与弟弟念同一所学校，由于弟弟的情况更严重，因此老师们也不会向妈妈投诉他。他补充：“加上我有小聪明，摸索出很多奇门的作题方式，所以成绩也不会太差。”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但是彭开贤的上学经验却磕磕绊绊、充满挫折，“我内心有把声音告诉我，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很多时候老师的那套方法不是我可以学习到的，更多时候我需要靠自己的方法去学，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去修教育系的原因之一。”直到上大学，在参加一项大学生读写障碍的研究中，才终于揭开谜底，“当下有种沉冤得雪的感觉。”

当被问到如何撑过那段日子，原本侃侃而谈的他突然沉默不语，不能自己。之后才开口说，“其实那时爸妈对我的状况头痛不已，不是因为课业表现，而是我的脾气很暴躁，而且我很讨厌弟弟，觉得他某程度上夺走了爸妈的时间。如果当年去看临床心理师，我很大程度会被诊断出儿童忧郁症。”

他续说：“当年并没有所谓的临床心理科，我爸也挺厉害的，他让我去上类似激励课程，过程中老师无意间说，‘开贤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你知道吗’。那句话成为我人生的转捩点，我肯定了自己并不差，只是你们不了解我，这让我更有力量去对抗这个教育体制。”

游戏鼓励教学　难以融入常规课堂

大学毕业以后，按常理彭开贤会被派往中学当辅导老师，可是他放弃申请这个铁饭碗的机会。“我要知道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中学实习了12个星期后发现此地不宜久留。虽然从事青少年工作是我的志向，可是学校不是我可以生存的地方。”在实习期间，他处理过学生遭性侵案件，校方的态度是不希望把事情搞大，最后他以民众身份匿名举报。加上辅导处与训导处的立场与处世方式很不同，有矛盾是平常的事，可是校长觉得学校要有法治，他说：“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辅导老师可以做的东西很有限。”

学校老师的福利与薪水待遇都不错，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当辅导老师，领的薪水比他高。“后来我们私底下比一比，他们简直不可置信。”然而，他清楚知道自己捧不起这个铁饭碗，也与人无尤。

可是，这让他终于搞明白，教育真的不是这样的。“在接受教育专业训练时，教授灌输我们的教学方式，真的是好玩的，基本上鼓励用游戏来上课，当学生无法达成学习目标的时候，怎样去支持他们。”然而，彭开贤说，把课堂上的理论放入校园时，很多时候却是限制重重，“大学给了教育系学生最好的训练，但是校方也有他们的难处，因为要赶课，不能完全采用活泼教学方式，这就是现有的学校体制的现实。”

确保专业后继有人

完成了两年的临床心理硕士进修后，彭开贤选择回到教育界，现在是当地一所大学的临床心理系讲师，“如果我今天是临床心理师，一天顶多看5个个案，一星期看诊4至5天，那么一个星期最多看25个个案，一般上每个个案要追踪3至6个月，换言之，半年内我只能服务25人，影响力很有限。”他续说：“那时候我在公立教学医院实习，很多个案等了一年才见到临床心理师，你可以想像到，个案求助的时候情况已经相当严重，真正见到我们的时候，情况又更加恶化了。”

这也是他为何选择投身教育界的原因，“我希望透过教育引发更多年轻人对这科目产生兴趣，每年培养60个学生，当中只要几个学生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这样才是解决人才短缺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