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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高教体制和教育文凭一向闻名全球,就好比国内众多私立大学都有提供英国大学入学考试,简称A-Levels.。在公立大学每况愈下和学额有限的情况下,A-Levels自然成了国内中产阶级学生的首选,笔者曾在马来西亚精英大学(Help University)修读此课程,A-Levels是精英大学最热门预科课程正为最佳例子。

新冠疫情肆虐下,英国取消A-Levels五月份考试。基于A-Levels成绩乃英国各大学入学招生首要考量,无何奈何之下,英国政府采取电脑演算法模拟断定考生的最终成绩。此举招致学生和家长万般谴责,甚至导致政府后座议员也公然反抗政府决策。在疫情底下面临一次又一次公关灾难的英国政府,在排山倒海的舆论之下也效仿我国希盟政府玩政策大U转。A-levels考试成绩最终改由以传统的校本老师评估取代电脑演算法,此风波方告平息。

涵盖学校过去表现

本次事件争议的焦点莫过于评估考生分数的演算法,而A-levels演算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演算法的方程式除了涵盖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和预考分数,以及校本教师评估之外,竟然还加入了学校过去表现。

演算法会以学校近三年的成绩来评估学生。举例来说,如果该学校近三年只有10%的学生在化学科考到A*(为A-Levels最高评分级别),那演算法就会限制该校只有10%的学生能在化学科获取A*。这个以学校表现做标准的演算法,彻底暴露了英国教育不平等机制和资源不均的问题。

演算法把学校过去的表现纳入评估考量,等同把前者和学生升学的命运绑在一起。因此,就有报导来自英国英格兰东北区盖茨黑德镇(Gateshead)的一名学生大卫,其预考成绩为A*AA,并期待成为家里第一位前往剑桥大学就读工程系的成员。可惜事与愿违,演算法打了他一个A*AB,全因他所属的学校历来没有在数学科有过卓越的成绩。

另一边厢,私立学校则因过往卓越表现而在此演算法下得益,很多私立学校考生因演算法获得比预考更亮眼的成绩。这演算法不公之处不言而喻,惩罚在贫穷偏远落后社区或在表现欠佳学校就读的优等生;但奖赏在私立学校的资质平庸生。此课题让英国人开始意识到本身对学校绩效制的迷思与其局限。

把学生推入求学深渊

无论在英国或马来西亚,国人总觉得大学应以绩效制(Meritocracy)为入校准则。大学的名额是需要根据个人的学业表现和才能分配,理应是天公地道,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把学生推入无底的求学深渊。考试变相为可以造就你一生或破坏你一辈子的鬼门关。我们所坚持的绩效制,最终结果是制度性区别平均绩分4.0和3.0的学生,从大学录取到求学经历,甚至是往后的求职命运。

考试成绩的局限在于它只能在一个特定时间和压力重重的环境下评估学生。但,考试评估会否有效的预测学生们在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涯中的表现,又或者考试对学生在职场上的需求又有任何帮助吗?倘若考试无法有效断定学生未来的学习和职业表现,学生为了什么而战战兢兢步上考场?

说穿了,考试成绩的最大目其实只是让名牌大学拔尖挑选考试优越的学生,但许多相关的教育研究也显示了,把成绩优秀学生挤放在同一个学习环境非但不会提升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反而造就了这同一社会经济智力背景学生失去对社会全貌掌握,才会有在政经文教各行各业超离地的精英社群。

绩效制背后有著复杂交从的千丝万缕社会因素,鉴此,盲信绩效制并不能完善地展现取才选能,反而形成了某种社会分层。批评者就认为,绩效制得益者不全然是因为学业表现,他们是以幸运的较高社会经济背景起跑点获利。同理,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无法公平施展浑身解数享受不到绩效制的果实。

重新定义绩效制

此次英国政府采取的A-Levels演算法,彻底暴露了英国政治精英对绩效的盲信与迷思。就算是少了吊诡的演算法,闻名世界的剑桥和牛津大学一样还是以英国贵族或富裕者居多,而来自盖茨黑德的大卫例子则是少之又少。同样的,我们也需开始对绩效制有著重新的定义,并反思以考试分数入学的必要性。我们也可以从自身的经历去思索,我至今的成就到底是因为我本身的努力而在绩效制下得益,还是因为依靠本身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与背景?

郑至健

视利物浦足球队为己的政治研究员,群议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