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外来直接投资(FDI)便节节下跌,以致经济增长率被诸多周边国家超越。今年4月,现任贸工部长阿兹敏提到大马的FDI不如邻国,主因在于大马挑剔,要挑高素质的FDI;可前贸工部长拉菲达在接受《自由今天大马》专访时,则认为主因不在大马挑剔,而是外资看不上大马。谁是谁非?

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背景下看,主因其实是,大马已是中高收入国(2020年人均收入为约4.2万令吉),可依然延续1980-90年代的低工资竞争力政策,而更吊诡的是最低工资制,又削弱了这个低工资竞争力的吸引力。一个有好几百万合法与非法外劳的国家,竟然出台低工资政策,也令人感到困惑。这是个进退失据的窘境。

我们应该看到,区域化或全球化有一个逐底竞争(向下而非向上竞争的斗廉价作用)在这个逐底竞争的条件下,不能向上提升或原地踏步的国家便只能被绕道而过,也就是没被跨国投资人看中,如非洲便是没有借全球化的力量向上发展,以致全球的50多个低收入国中,绝大多数是非洲各国。

大马有幸在1980年代后期因时势使然而被相中,出现了高速增长。可进入21世纪后便逐渐被忽略,变得高不成低不就的难堪局面。这也不能怪跨国公司,因为他们(包括大马的跨国公司)均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性质就是哪儿有利可套(包括劳动方套力),便到哪儿去谋利。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据此而论,FDI也可是一把两面刃,若懂得善用之,可借其力向上发展;若否,便会被冷落。

大马做为中高收入国却走低工资竞争力,当然会被绕道而过或者会长期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在左派发展理论中,这被称为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或世界体制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这都是60年代已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我们早就该对此有所警惕,而做出对策。

只是,由于各种复杂的综合因素作用,如新经济政策及与发展需求脱节的教育和培训制度与政策,大马没及时做出回应。反之,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则有效回应了这个挑战,成功向上升级,从而脱颖而出成为高收入国。其中,高科技制造业是个关键的突破点。反观迄今,大马的主要大企业与富豪多是传统产业或传统产业富豪,如银行、房地产、种植业、运输、中低端制造业、通讯业等,而少有高科技新贵新富。

本来,大马是有机会使产业升级换代的;因为大马是个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贸易量大。通常出口都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七成以上。贸易量大表示对外接触广,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制成品高占出口的八成以上,矿产品与农产品仅占约10%(视大宗商品价格而定)。(待续)

孙和声

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