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从外资少来说起（上）

自从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外来直接投资（FDI）便节节下跌，以致经济增长率被诸多周边国家超越。今年4月，现任贸工部长阿兹敏提到大马的FDI不如邻国，主因在于大马挑剔，要挑高素质的FDI；可前贸工部长拉菲达在接受《自由今天大马》专访时，则认为主因不在大马挑剔，而是外资看不上大马。谁是谁非？

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背景下看，主因其实是，大马已是中高收入国（2020年人均收入为约4.2万令吉），可依然延续1980-90年代的低工资竞争力政策，而更吊诡的是最低工资制，又削弱了这个低工资竞争力的吸引力。一个有好几百万合法与非法外劳的国家，竟然出台低工资政策，也令人感到困惑。这是个进退失据的窘境。

我们应该看到，区域化或全球化有一个逐底竞争（向下而非向上竞争的斗廉价作用）在这个逐底竞争的条件下，不能向上提升或原地踏步的国家便只能被绕道而过，也就是没被跨国投资人看中，如非洲便是没有借全球化的力量向上发展，以致全球的50多个低收入国中，绝大多数是非洲各国。

大马有幸在1980年代后期因时势使然而被相中，出现了高速增长。可进入21世纪后便逐渐被忽略，变得高不成低不就的难堪局面。这也不能怪跨国公司，因为他们（包括大马的跨国公司）均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性质就是哪儿有利可套（包括劳动方套力），便到哪儿去谋利。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据此而论，FDI也可是一把两面刃，若懂得善用之，可借其力向上发展；若否，便会被冷落。

大马做为中高收入国却走低工资竞争力，当然会被绕道而过或者会长期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在左派发展理论中，这被称为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或世界体制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这都是60年代已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我们早就该对此有所警惕，而做出对策。

只是，由于各种复杂的综合因素作用，如新经济政策及与发展需求脱节的教育和培训制度与政策，大马没及时做出回应。反之，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则有效回应了这个挑战，成功向上升级，从而脱颖而出成为高收入国。其中，高科技制造业是个关键的突破点。反观迄今，大马的主要大企业与富豪多是传统产业或传统产业富豪，如银行、房地产、种植业、运输、中低端制造业、通讯业等，而少有高科技新贵新富。

本来，大马是有机会使产业升级换代的；因为大马是个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贸易量大。通常出口都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七成以上。贸易量大表示对外接触广，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制成品高占出口的八成以上，矿产品与农产品仅占约10％（视大宗商品价格而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