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上层与政经精英通常使用拉丁文,圣经也只有拉丁文版。也就是绝大多数的民众或族群,基本上是文盲,只懂得讲其方言而不识字,可当印刷商采用某地的最大多数人使用的方言出版读物后,各地方的族群语文便纷纷出现,进而为国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统一的政经实体如国家,也实施统一的教育制度,用最大的方言当作标准语来做为教学用语,以塑造一个国家,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一种国族。

在16世纪欧洲尚有500多个自治政权,随著政经的一统,小国纷纷消失被融入更大的群体中。此外,火车与电报等现代技术的进步也大大地扩大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力,把本是统而不治(Ruling But Not Governing)的地区、族群、民众皆纳人统治范围内。

可以说,技术进步大大地扩大了国族国家的统治力,把在技术上本是统而难治的阻力打破,强化了又统又治的格局,进而更成功地塑造了国族这个想像的共同体。

说想像是因为上百万或上千万的人口不可能人人彼此相识,而只能够通过想像力把彼此想像为同胞。国族能够形成实与技术进步高度相关。就语文而言,把某一大方言当成标准语,也成功地促成了国语的形成。

比方说,历史学家便指出,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少过50%的法国人讲以巴黎为中心的法语方言;且多数人讲的巴黎方言也多是“菜市场”(巴刹)方言,是不规范的法语;1861年,意大利统一时,只有不到3%的意大利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正规的意大利语;在德国迟至18世纪,只有不到50万的德国人使用今天的正规德语(引自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著的The European Dream/欧洲梦一书)。

小题:公民国家

同理,在大马,迄今多数马来族也听不懂吉兰丹或登嘉楼的马来语方言。即便在日本这个高度同质性的国族国家迄今许多不同地区的日本人均有其地方特色的日本语,如东京人是听不懂日本的东北部方言或名古屋与大版的日本方言。易言之,即便是同源也可能异流。

同源异流是常有的事,汉语有8大方言,便是一例。因此不必过度执著于高度的同一性,重点是人民在意识上,心态上是否以公民自居,也以公民身份为团结的纽带。伸言之,公民国家(Civil state)是出路。

故在多元族群国,搞国族建设是件难搞的事。这个国族若是指超越所有族群的超族群国族还可能引起共鸣;若是指用某一特定大民族为基础建立国族则可能引发反弹。与其如此,不如干脆强调公民身份,建立公民国家才是较安全的建国之道。

孙和声

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