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隆新高铁的变数

2021年开年第一天，大马首相慕尤丁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宣布终结隆新高铁计划。其实早在2018年5月马哈迪第二度任相后，就有意用双轨列车从吉隆坡延长到新山，不直通新加坡，以取代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铁。

这个吉隆坡到新山、造价仅200亿令吉的双轨列车并已开始修建，但需3个半小时的川行时间。另外，由新山到新加坡这一段，马来亚铁路公司（KTM）早就设有往返专线列车，双轨列车从吉隆坡到达新山之后，马上就可转乘专线到新加坡北端的兀兰终点站（Woodlands）。既然已有这项计划，隆新高铁的建设在马方目前财政拮据情况下，就显得不但路线重复，而且负担沉重，在接下来与新加坡的高铁谈判中，马方态度就有了变化。

“依附主义”思维

至于为何不接轨新加坡的真正原因，各媒体都只能根据双方代表的发言而报道，不愿随意揣测。马方表面主要理由是新冠疫情严重、经济受损、国债高昂等。但这些都不能构成令人信服的理由，更何况两年来马新双方同意降低高铁标准，造价由初期规划的1100亿令吉减至600亿令吉。

在双方谈判中，出现两项马方代表要求更改的条款但不为新方接受。第一，按新加坡交通部长王乙康的说法是，马方要求取消双方原来同意托付高铁资产管理公司（AssetsCo）统一管理的安排包括招标和售票等，换成马新各自管理方式。二是马方提出修改路线，把高铁的吉隆坡起点从市区内的大马城改到吉隆坡国际机场，而机场到市区的是现有列车，另需30分钟才能抵达市中心，使乘客很不方便。

按规划原则，无噪音的高铁终点站应该设在城市适中地点。双方为保持良好关系而接受谈判破裂，筹划了10年的马新高铁合作就此结束。

从深一层看马新关系，总觉得大马代表带有一定的“依附主义”思维。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是1960年代末由南美学者提出的一套国际关系与发展理论。该理论将世界划分为先进的核心国家与较落后的边陲国家。在世界体系中，边陲国家因为与核心国家的经济联系密切而受剥削，所以得不到发展，以及分配不均，大部分利益归先进核心国家所得，而边陲落后国家只分得极小部分。认同该理论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认为，这种核心与外围并存结构使得较落后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导致两极分化等。

依附理论纯属一种激进的学说。毫无疑问，核心发达国家的确在剥削外围落后国家。关键是，受剥削的落后国家却把贫穷全赖在核心国家身上，对自己的无能、贪腐、不思进取、高关税壁垒和过度的自我保护以避免市场竞争却不作反省，以致南美诸国一直到1980年代末经济大改革之前，工业出口缺乏竞争力，通胀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

1990年代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改革经验让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理论的真实问题所在。依附联系并不能说成全无发展，落后国家也有资本的积累和对本国资本家通过国际化分工而成长的效果，可以看到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外贸领域和公共领域三个经济领域的发展和扩张。这就是“依附性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过程，其内容与质量的发展却要衔接教育与培训学习、积极的工作与认真的文化态度等因素的配合。

这种“依附性发展”能允许资本积累，也能让落后国家达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由于后者工资偏低，它更有在工业能力范围内的生产和出口优势。

优先考虑朋党利益？

再说马新关系。1965年，新加坡因华巫种族关系紧张被逐出大马而独立之后，便失去大马的市场腹地。在无选择之下，李光耀不信依附理论这个邪，经济发展策略从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把市场扩大到主要以西方先进国为腹地。出口导向工业化、技能教育以及外资与人才引进的成功，使新加坡20年后就能逐步淘汰劳力密集型工业，迈进资本与技术密集工业化。

半个世纪以来，马新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作为亚洲的重要金融中心和跨国企业的国际枢纽，新加坡原来的狭小中央商业区已不够用，经过筹划，现正准备在裕廊东扩建另一个新的中央商业区，这也就是原定的隆新高铁的新加坡终站地点。

自2016年马新两国签订隆新高铁合作项目以来，新加坡异常重视高铁的实现。据新加坡前交通部长许文远表示，筹备工作截至2018年7月包括征地与聘用咨询公司设计等，已花费了2.5亿新元／7.61亿令吉。

2018年5月希盟大选胜利后，马哈迪就说隆新高铁耗费巨大，而且不会给大马带来利益，因此宣布取消该项目，稍后在各方压力下答应延迟两年后再做决定。

马哈迪的逻辑思维酷似依附理论的执行者，相信和较先进的新加坡打交道或合作，会吃亏和受盘剥。他说隆新高铁不会给大马带来好处，言外之意是大部分好处将归新加坡所得，可以想像的是终站设在裕廊东，只能帮助新加坡发展更高层次的金融业。只须90分钟就能把大马人从吉隆坡载到新加坡，还不是鼓励他们多用新加坡机场和加强跟新加坡的经济联系？料想马哈迪的想法也会影响慕尤丁政府和高铁谈判的马方代表。

以上推论如属实，我们倒是希望国家领袖应该以区域经济整合与合作的总体利益为重，决策应放在有利于参与各方，这样才能促成互利共赢的优势。合作项目即使吃一点亏，也总比将自己置身于事外，不能取得部分共赢成果好。国家领袖最不可取的，就是暗地里优先考虑朋党企业利益，而将国家全民利益放在次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