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高收入国的困惑

今年3月中，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指大马的人均收入已达1万1200美元（4.6万令吉）还差1335美元（5534令吉）便可进入高收入国行列。预计有可能在2024-28年间实现高收入国愿望。高收入国愿望是纳吉执政时的国家目标。目前全球约230个国家与地区中，有60多个国家被归类为高收入国。

应指出的是，这评估是以美元计价，因此若一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或贬值也会影响到一国的高低地位。此外，若一国出现金融货币危机，本币大幅贬值便有可能从高收入国回落到中高收入国。

对于一国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有不同的算法，如购买力平价（PPP），也就是实际上可以购买到的东西的实际币值，如同一个汉堡包，若在美国是7美元／29令吉，在大马则可能只是7令吉。易言之，在高收入国，由于工资高物价也高；而在中低收入国，由于工资相对低，故物价也相对低。

据此而论，美元计价的收入国分类只是一个便利的参考。它通常不能反映一国的实际生活水平实况；更何况，这个人均收入是以GDP（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总人口数字；它不能反映收入实际分配状况。

比方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6万多美元／约25万令吉，可多数美国中层阶级年均收入只有约3万美元／1 2 . 4 4万令吉。实则，美国还是个贫穷率偏高的发达国。因此，贫富差距状况也是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一国的公共服务素质与价格。一国即便是中等收入国，若公共服务价廉物美，人民的一般生活满意度可能比高收入国还高。换言之，生活满意度是个更好的标准，只是也更难衡量，这是何以美元计价的标准更流行的原因。

就大马来说，虽非高收入国，可从生活成本的角度看，大马其实还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政府提供12年的义务教育，比日本（9年）还多出了3年。大马的公共医疗也可算是价廉物美，如一般政府诊所象征性地收1令吉，看专科也只收5令吉。药物还是免费的。

大马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尽管拥挤，只要有耐心还是能得到照顾，且政府医院设备更齐全，更不必担心类似私人医院那种旨在提高医院营业额的过度诊疗。

进而言之，整体上言，大马人大多数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约1500万工作人口中，只有约200万人有缴纳个人所得税。可以说大马是个相对低缴税中等福利的国家。为何能做到这一点，则与油气收入有关。

只是随著人口的增加与油气收入在联邦政府收入中的占比递减，这个价廉物美的福利可能会出现变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马的拥车率在全球排名36高过许多高收人国（平均每3人有一辆汽车与摩哆）。同理大马人多住在排屋，居住空间比许多高收入国人民还宽。

这些均表明美元计价的高收入国只是个便利参考，更重要的是生活成本的高低与生活满意度，特别是公共服务的素质与价格。

至于要如何升级入高收入国。世界银行主张大马得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大马的劳动人口中，只有约30％是高技能员工。大马高技能工月均收入是3700令吉，余下的70％则是半技能或低技能工，低技能工的月均收入只有约1200令吉，确是太低。

因此，如果不加强人力投资与生产力，就不能大幅提高工资水平，进而也影响到联邦政府收入。长期来说，提高个人所得税是保障联邦政府收入稳定性的支柱；只是，迄今大马人的技能水平依然偏低，若不改变教育与培训制度，多注重高中生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多提供实用课程，多重视实用的技职教育与在职培训，将很难提高一般工作人口的技能水平与实用知识。就这课题言，大马是说得多做得不多。

轻视技职教育

这里也涉及一般人民的观念改变。在德国与瑞士，有75％的高中生是进入各类技职学校。大马人若不改变这个轻视技职教育的误区，结果将会是旧态依然。

世银也建议大马致力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 0 1 9年，大马工龄人口（16-60）的劳动参与率是男性80.8％，女性55.6％。女性的参与率较低。另外一个趋势是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也有趋低的趋势。

随著经济结构的“软化”，如服务业与脑力劳动产业占比的提高，女性进入职场的可能性也在提高；毕竟，体力劳动占比在趋低；只是女性劳动参与率是个复杂的课题，涉及文化与生育等课题，不是个纯经济课题，如人口老化，女性40岁以后生育风险递增、职业生涯普升；职业、家庭、孩子的照顾等。

易言之，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是个利弊互见的课题。不过随著科技的进步与经济形态的改变，居家办公的可能性在提高，且自雇人士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也在提高（目前是约1 8％，其中男性是18.3％，女性是17.7％）。这应有助于女性以更灵活的方式进入生产性活动。实则，女主外男主内的可能性也在提高。

世银也提到，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大马的招商引资力已大不如前。若一切照旧，那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日趋放缓到2-3％。若增长率放慢，公私债务又递增，外加上人口老化前景，确是不容乐观。改变已变得更为迫切。

依笔者之见，大马政治也有可能更趋民粹化，政客会更竞相提出讨好而非求好的公共政策。伸言之，除非到了危机爆发（如希腊）恐怕不易有真正的改革。人民与政客通常是较倾向急功近利，而非长远政策或长远福利。毕竟手中的一只鸟比丛林的一群鸟更实际。

选举民主难免会出现重视这一代人而非下一代人利益的短视政策。谁来为下一代人发言？儿孙自有儿孙“祸”。长久来看，人终究得入土为安，谁管得了什么代际公正？君不见当代发达高收入民主国，大多负责累累，债留子孙国？而且还是生之者少，食之者众的高龄少子国。这就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