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庭河：个人主义和宗教启蒙

坊间某些宗教界人士总是对个人主义极力否定，把很多社会问题都归咎于个人主义的“荼毒人心”。诚然，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其利弊，今天种种因社会结构上从集体走向更为个体本位所衍生的现象，的确与个人主义有关，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各种乱象的直接成因都套上个人主义身上，著实冤枉也。

事实上，若对观念演变的历史稍有认知，就会发现近代个人主义的诞生，或与宗教本身所启发、灌输的理念不无关系。如说16世纪新教宗教改革以来所高举的“因信称义”，除了作为批判和挣脱罗马天主教会之“宰制”的有效意识形态武器之外，实也启蒙了许多人回归自我来寻求宗教上的升华和救赎，而非一味寄托、仰赖于外在的权威“代理”。换言之，相较于当时之天主教，新教更挖掘和突出了个体的地位、身份及责任。

到了18世纪，尤其启蒙运动以后，不仅宗教，在社会各领域，包括经济和政治，个人主义的成熟更加明显。当然，这不一定纯属观念上的自行演变，而显然也与整体性的政经文教发展息息相关。如说工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兴起提升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导致传统农业社会中居主流的集体关系相对上已没那么相干，所以更催化了个体意识。如此意识进一步蔓延到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而其中便是近现代民主思潮和制度的诞生。

民主制度经得起考验

质言之，从中产阶级开始，再普及到工农民（后来包括妇女），逐渐量化及质化成一股公民运动的民主诉求，的确给欧洲社会带来不少动荡，包括骚乱、暴动、革命、战争等。是以在早期，民主实际上是个蛮“负面”的东西，不仅封建贵族视其为祸害，也为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宗教界等所不屑。毕竟长久以来，在贵族和精英阶层的观念中，社会底层只是“模糊一片”，哪来什么有面目、有意识、有尊严的个体？所以其人仅配享有被统治的宿命。

然不管怎样，传统再怎么厚重、神圣，也阻挡不了个体意识的遍地开花，伴随之的便是往各领域挺进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拒绝个体毫无地位、权利及尊严地被掌权者单方面安排、主宰其身份、位置，乃至命运。虽说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欧洲广被赋权的无数个体也确曾推举出如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甚至慕索里尼、希特勒之类的“民粹英雄”，但幸好长远而言，随著社会文化素质的提升，民主制度的合理性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今天在一些相对发达的欧美乃至东亚社会，部分人在反思、检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民主制度，其实并不意外，毕竟如上已提，任何意识形态和制度都不免有其弊处。但其人普遍上并未全盘否定之，而是忧其副作用而寻思某种平衡、调节而已。的确，诚如在宗教“因信称义”中的个人未必自个儿担得起种种考验，其他领域中的个人亦是，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和负责的伦理还是蛮关键的。

事实上，个人主义并非如某些宗教人士以为的否定伦理，甚至反社会，而是改良之，令其更“人性化”，包括在宗教关系上让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超越者拥有本该有权选择，乃至有义务承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而不仅沦于“模糊”中被主宰的一点——除非宗教的本意不在于“启蒙”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