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光量：抗疫下的民主化倒退？

从去年12月一场毫无预警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至今，似乎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和公民权利。各地的民主国家都以宪政民主精神，立法保障基本人权，但是，旨在解决新冠肺炎的各种措施已经削弱了多年以来各国各地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努力。

新冠肺炎从去年12月在中国武汉出现以来，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已让全球超过190个国家及地区的二百万人确诊，死亡人数每天增长。在疫情危机到来之际，这些国家包括我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采取限制个人自由的居家隔离措施，封城封国已经成为常态。

尽管每人享有的自由权利是民主体制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可侵犯的权利，但面对疫情，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健康，暂时的自由受到限制是可以被大众接受的。但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在疫情结束后会不会被取消？会不会成为一些政权继续用来监控民众，强化政权的机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重要议题。

借抗疫巩固政权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许多国家都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或紧急状态法，其中包括授权给政府在非常时期采取强硬手段。虽然是为了应对疫情，但是有可能被一些领导人利用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无论专制或民主国家，不管东西方国家，不少国家借抗疫之借口，行巩固本身的政权和利益为实。英国赋予政府之权力包括无限期隔离国民，未有经国会辩论便通过；美国司法部亦寻求国会赋予废除对难民之法定保护，以及毋须经过审讯亦可无限期拘留；以色列总理的贪腐案审理因疫情而让他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泰国总理掌握了实施宵禁和审查新闻媒体的权力；匈牙利总理则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破坏民主法治，通过紧急法案，包括无限期紧急状态和国会选举被中止。

回看我国，自今年3月1日起从希盟手中夺取执政权的国民联盟政府的多数支持有待考验，慕尤丁则利用在行动限制令期间的防疫措施为由，拒绝召开特别国会以辩论和批准总值2500亿令吉的经济刺激配套。此外，首相慕尤丁在3月16日根据《1988年疾病控制法令》及《1967年警察法令》正式颁布行动限制令，以及在3月18日宪报所有州属和联邦直辖区被列为“受感染疫区”，禁止民众越州旅行。随后，政府即宣布国家安全理事会介入处理行动限制令。

加强管制媒体

据当年备受争议下通过的《2016年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仅有首相在国安会的建议之下有权宣布被评估安全受威胁的地区为“安全区”。一旦某个地区被宣告为“安全区”，国家安全理事会方有权接管并指定相关法规控管行动。目前，首相并没有宣布任何地区为“安全区”，因此国家安全理事会没有实权制定及执行法规，并有滥权之嫌。

另外，国民联盟政府也开始加强控制媒体和钳制舆论。国家安全理事会决定赋权警方和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严厉对付刊登不准确新闻的网络媒体，以及新闻局定义的假新闻为包括污蔑个人、组织和国家的尊严和形象，以及植入对政府领导和领袖的仇恨。因此，可以预见国民联盟政府将会缩紧言论空间，造成寒蝉效应。

也许一些不得已的措施可以因防疫而暂时落实，但是很多时候因重大事故而推行的紧急措施，通常会成为留而不废的法规。例如恶名昭彰的《1960年内安法令》原是用来对付当时进行武装斗争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但1989年马来亚共产党和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后，该法令并没被废除反而继续被政府滥用为打压异议人士，直到2012年被纳吉所推行的《2012年安全罪行法令》取代为止。惟，《2012年安全罪行法令》竟允许未审先扣长达28天，与《1960年内安法令》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被视为内安法令的借尸还魂。

各国政府在防疫的同时应当尊重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和不被歧视，而防疫的紧急措施应该是以医学和科学为根据，而非先于政治考量、言论审查或强权统治。

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于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结束独裁政权。一些学者则预测未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将在中东、北非和中国等专制独裁国家发生。来到抗疫的关键时刻，政府的权力突然膨胀了。新冠肺炎的疫情会成为世界民主化倒退的起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