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宗有3千宗　罪案少或因没报案

你曾被抢劫或偷窃吗？你是否知道本身社区的罪案率是高是低？什么类型的罪案最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杪发布的《2019年马来西亚犯罪统计》报告显示，有些城市地区如八打灵再也警区于2018年共有超过3000宗罪案投报，但有些砂拉越地区的罪案却少过10宗。

该报告把罪案分成财务罪案和暴力罪案，全马前年共有8万8662宗罪案，当中财务罪案（如破屋行窃和偷车）占81%（7万1760宗）；暴力罪案（如谋杀和强奸）占19%（1万6902宗）。

数据显示，大马的罪案指数比例近年来逐渐下降，即从2016年的每10万人口有355宗罪案（包括暴力和财务罪案），下降至2018年的274宗。

吉隆坡罪案指数最高

吉隆坡的罪案指数是全国最高的，于2018年高达643宗，是全国平均数的2.3倍，其他罪案指数超过全国平均数的还有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吉打、槟城和柔佛。

不过，若不根据人口比例计算，而是根据实际罪案数量计算，雪兰莪是全国榜首，即有2万1420宗，当中4658宗是暴力罪案、1万6762宗是财务罪案。另2个总罪案数量逾万宗的分别是吉隆坡1万2127宗，和柔佛1万338宗。

若再根据警区细分，八打灵再也的财务罪案数量是全国最高的，即有2618宗，当中以偷窃摩哆案占最多，接下来是金马律2162宗和新山南部2042宗；砂拉越如楼则是全国最少的，只有5宗。

至于暴力罪案，金马律的案件最多，即1354宗。当中以无持械单独打枪的罪案最多，有679宗。砂拉越桑接获的投报则最少，只有区区2宗。

理科大学犯罪学副教授拿督孙德拉慕迪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分析，一些警区的罪案数量很少，除了人口少或罪案数量实际上的却很少之外，也可能是因为少报或没报案。

他解释，受害者不报案有几个原因，如警局距离住家太远，而不方便报警，这种情况在东马内陆情况比较常见、受害者不想经历冗长的报警程序，或是损失太少，如被爆窃时只损失数百令吉。

觉得不严重不报案

“有人也觉得问题不严重，认为警方处理不到，而对警方没信心。”

他说，有些受害者如被强奸的受害者不愿报警，是因为觉得羞耻，或担心形象受损。

至于少报的情况，他质疑这是否因为警局分类案件时，而导致数量减少？

他也认为，若要有效进行防范罪案措施，就需对症下药，如研究当地的社区形态，如居民类型、经济背景、就业率、失业率、城市化程度、基本设施等。

减少罪案率　社区治安队扮要角

欲减少一个地区的罪案率，除了靠警察，当地社区也可扮演重要角色，如自行成立人民社警治安队，协助警方维持治安。

槟城发林金三角人民社警治安队秘书胡启贤举例，在人口密集，居民人数高达30万人的发林（亚依淡新市镇），发林警局却只有30名警察，而他们知道警员人数不足，就自行组织人民社警，协助警方巡逻，及发布罪案相关讯息，因此成功减低罪案率。

他说，该治安队有200多个人民社警成员，当中活跃的有30多人。他们也在每个住宅区组织睦邻计划，因此发林有16个睦邻计划区，当中9个有志愿巡逻队（SRS）。

“若其他地方的居民没这种自发性，与警方配合度不高，那么给匪徒造案的机会就提高了。”

他解释，除了巡逻，他们另一个策略是善用面子书，发布罪案、道路安全、防范罪案等资讯，并常与网民交流，而这也获得许多居民参与。

该治安队署理主席崔富章举例，早前其他地区出现偷迈威轿车轮胎事件时，他们就赶快在面子书上发布消息做出警告，以起到阻遏作用。

“我们要让罪犯知道，他们已被注意了，最好不要来这里干案。”

他补充，该治安队面子书的互动率很高，不只是管理员发布讯息，居民也不时提供意见和罪案消息。

社区警局警亭关闭　恐推高罪案率

警方今年欲关闭全国28个社区警局和32个警亭的措施，引起民间组织担忧，这将导致罪案率提高。

崔富章表示，这种警亭的效果很好，因为可把警力分散出去，而且当警员驻守在某个住宅区时，就可增进居民和警察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居民也比较愿意与警察沟通。

“警亭关闭后，我不敢想像未来的境况会怎样。”

他也表示，政府以前推行国家关键成效领域（NKRA）时，有很多警察在街上步行巡逻，但近两三年来已有所减少，改为巡逻车次数较多，但他认为街上巡逻依然很重要。

“香港负责街上巡逻的警察，可能只负责2至3条街，5到15分钟路程就回到原点，但这里的范围大很多，警察就骑摩哆巡逻。”

孙德拉慕迪认为，警方必须根据当地地理情况，在街上、脚车、摩哆和汽车巡逻各方面取得平衡。

“警方骑摩哆巡逻是很好的策略，但问题是没停下与社区交流。”

但他认为，一大群高官警察在社区行走或骑脚车（非巡逻），并与人民握手的活动，是很戏剧性的，只是浪费资源及时间，对于打击罪案没什么效果。

他建议，一些简单的事情，如醒觉运动却有很大效果，但必须时常举办，如1年一两次。

他说，这种醒觉运动的内容不能泛泛而谈，而是必须贴近当地社区，如告诉民众当地的罪案趋势、发生什么罪案，犯罪模式。

警方须有足够拨款

孙德拉慕迪认为，政府必须给提供足够拨款给予警方进行防范罪案，而不能时常要求警方自行去寻找赞助商，而且这也可能出现利益冲突。

他说，虽然警方很有心，并努力用创新及创意方式减少罪案，却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

胡启贤则认为，警员人数不足是个大问题，若政府资金不足，因为聘请正规警要给很多津贴，那可增加各州志愿警察的名额，因为他们只是拿津贴，没薪水和退休金。

他也认为，目前许多私人企业也聘有辅警，政府也可要求他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每月抽出特定时间让辅警协助警方巡逻。

“有很多企业已经有了辅警，每天派一个去，就多人手了。”

他也批评，政府一些好的政策没有延续性，有时换了部长就换新政策，导致之前花钱做的一些东西浪费了。

他举例，房地部多年前推出的iSelamat网站可让民众取得社区犯罪记录，这对他们防范罪案有很大帮助，可惜前年杪开始无法再使用。

“这个网站有地图可让人查看当地的罪案率及地点，之后就可进行分析及拟定防范策略。若我们发现特定地区有较多罪案，就会注重该区，传达资讯及多巡逻。我希望政府重新启用这个网站。”

不过，他认为，房地部于2018年拨款给地方政府，以提升设施防范罪案的效果很好，就如槟岛执政听就此设立很多栏杆和路灯。

但他希望，政府能积极保养这些设施，而不是等到有人投诉才维修。

别搞对立　人民应与警方多配合

崔富章表示，许多人民都对警方存有负面印象，虽然他不排除有害群之马，但若人民与警方对立，是一种不好的文化。

“就如我们看到警方设路障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但警方设路障时，也可能是有罪案发生。”

“警方也需顾好自己的形象，虽然也有害群之马，但若人民一直以这种方式看待警方，就会打击人民对警方的信心。”

他也举例，有些人看到路障后，会立刻拍照放上网，但这可能随时被罪犯发现，而轻易避开路障。

“人民应与警方多配合，给予警方信心。”

胡启贤补充，现代罪犯的知识水平比较高，也可能是大学毕业生。当警方公开所有资讯，如标准作业程序，那罪犯也可知道警方的部署及想办法攻破。

“如今资讯发达，人民要求透明化，虽然这对人民是好的，知道警方在做什么，但匪徒也知道如何部署，因此需要取得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