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非政府组织“保护及拯救儿童”（P.S. The Children）与本地知名广告公司Naga DDB合作，以“打击儿童性侵罪案”（Stop Nursery Crimes）为目标，推行了一系列活动。公益项目的启动，包裹著Naga DDB执行创意总监张源辉（Alvin Teoh）心痛的经历。作为受害者的父亲，他的表述有怒吼也有动之以情。之所以愿意无数次站出来，他说：“我想告诉家长们：不是你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它就真的不发生！”
事情发生在4年前，犯案老师吩咐担任巡察员的9岁女儿到一个隐密的房间协助进行整理工作，“她一个人在里面，老师走进去，尝试抱她和试图吻她的嘴唇。”张源辉指，太太曾向女儿灌输过相关知识，女儿很清楚老师已经越轨，“她找了个借口逃出来，老师抓著她的手说‘不要把这事说出去，我只是想当你的Bapa Angkat（义父）’，女儿没有回头，往课室走去，老师开始紧张了，他塞了20令吉给我女儿，请她千万不要把事情说出去，钱拿去请朋友们吃雪糕。”
张源辉稍微提高了声量：“我女儿知道当下是什么情况，她知道老师试图贿赂她，她在同学们的面前挥动那张纸钞，大声地告诉老师：‘我不需要你的钱，你拿回去吧’，她应该是故意这么做的，让大家看到这一幕。”一直到放学后，张源辉的太太前去接载女儿，女儿才在妈妈面前崩溃，“她大哭，告诉我太太事发经过。我太太马上打电话给我。”
性教育让女儿逃出狼爪
事实上，案发前，学校的年轻马来书记已经发现端倪，但不敢大肆声张，张源辉说：“她觉得那老师对多名女学生举动过度亲昵，她也曾提醒过我女儿别让那老师摸脸颊和搂抱，她认为那是不对的，但我9岁的女儿不太明白。”他接著说：“很多人不知道何谓‘诱奸’（Grooming），前几年根本连这个字都没听过，所以事情悄悄地发生，大家都还没来得及意识到不对劲。”
他认为，教育和醒觉非常重要，“不只是家长，因为在本地，大部分儿童性侵案是家人和长辈所为，所以老师、邻居，任何和小朋友有所接触的大人都应保持警惕。”回想女儿的经历，他说：“是醒觉救了我女儿。试想如果我太太不曾跟她谈过恋童癖，给过她性教育，该名犯案的老师或许会有进一步的行动，能轻易就得逞。”
“别骂老师，我自己克服”
即便女儿知道老师的举动是错的，但在一开始，她仍维护老师。“她的情绪很不稳定，我和她谈起这件事时，她几乎没办法思考。但，在本地长大的孩子被教育要尊敬老师和长辈，她说不想让老师惹上麻烦，请我不要去骂老师，她会自己克服。”张源辉感叹：“你看，小孩多么纯真，即便是一个脏老头对她做了那些事，她还视他作老师，尊敬他！”
张源辉试图让女儿冷静下来，也向她解释无论如何必须报案，根据程序起诉该名老师，如此一来，才能阻止他继续犯案。“她冷静下来后也认同这个做法，因为信任，她让我们去处理接下来的程序。”张源辉指，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是否良好，影响著结果，许多家长在这方面相当无知，没有创造让孩子把经历说出来的环境，即便孩子愿意吐露，也可能因为家长的一句“一定是你顽皮！”或是“为什么你捏造故事？”而陷入加倍无助的境地。
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张源辉说他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生气、害怕、怨恨、混乱、痛心…我无法确切地形容，全部参杂在一起。但我告诉太太不管怎样，我们要保持冷静，因为女儿已经遭遇了很坏的事，如果我们大哭大闹，吵著要把犯案的人杀掉，女儿会慌张，会觉得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比她所想的糟糕十倍。”他忆述：“我的两个儿子显然也非常生气，尤其是长子，那时候他已经17岁了，但我和太太保持冷静，他也跟著那么做。”
张源辉认为：“作为家长，不要情绪化，冷静下来，给孩子无条件的支持，采取正确的行动，而不是把事情越弄越糟。”既然从未经历相同的事，又是如何知道应对的方式？他笑称：“我也不知道。就自然而然那么觉得。应该是常识吧。也有可能是我过去十多年一直参与教堂的青少年活动，养成了不批判、给予支持的习惯。”他指著胸口说：“事发当天，我坐在车里非常愤怒，这里面都碎掉了。但当我下定决心要给女儿一切的支持、尽全力保护她时，我告诉自己绝对要冷静。”
爱面子，还是爱孩子?
从最初接触张源辉时，就很好奇，作为广告界红人的他为何愿意站出来把女儿的经历公诸于世，女儿又是否乐意？华人家庭把类似事件视作绝口不可再提的耻辱，张源辉愤慨：“这不仅仅是华人的问题，而是马来人、印度人、东西马人、全世界人的问题。我觉得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爱面子！照顾面子、维护自尊、保护名声和地位的心态在摧毁这个社会，这些都出自无知。”
作为一位痛心女儿受到伤害的父亲，他强调：“社会地位重要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有感觉，你知道对错，你做对的事，你照顾别人的感受。那些照顾面子、顾虑身份的举动让我觉得恶心！”他接著说：“因为成人对所谓‘耻辱’的误解，认为应该在事发后保持缄默，认为那才是保护孩子，但事实上，那是在用大人的自我中心摧毁一个孩子。”张源辉认为，让社会大众都知道恋童癖，让人人谈论儿童性侵是打破迷思的最好办法，“把它视作禁忌于事无补，事情不断在发生！我们不跟孩子谈性，但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都在网上获取资讯，坏人都毫不掩饰，直接跟他们谈性。”
让别人知道类似事件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勇敢地谈论对张源辉来说，无关紧要，“很简单，唤起更多的醒觉，就能救更多的生命。分享经历，就算真的‘丢了面子’，又何妨？”他认为，把事情隐藏起来，当作不曾发生才是真正的耻辱，“当我们的经历能起警示作用时，我们却选择隐藏，自私地不伸出援手，这才是该死的耻辱。”女儿认同张源辉的想法，也信任父亲，因此没有异议。
曾想原谅性侵者
那名侵犯张源辉女儿的国民小学男老师最终被起诉，张源辉透露：“很多人对我国的警察有负面印象，认为他们没做事。确实有一班警察不做事，就像你去银行，也有人不做事；这个广告社里，也有一些人是不怎么做事的，所有机构都有这样的问题，但你不能因此推翻有人在努力做事的事实，D11（武吉安曼性罪案、虐待儿童及家庭暴力调查组）给了我强而有力的支援。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被教育要原谅和忘记，我内心也很混乱，是他们坚定地表示这起案件必须追究到底。”
张源辉坦言，他曾开出条件，只要对方愿意做两件事，他便销案，“第一，他必须向我和我的家人道歉；第二，他愿意承认错误，接受治疗或辅导，因为对我来说，他是病了的人。”但育有3名孩子的该名老师没有采取行动，反倒是对方的妻子给张源辉拨电。“这是荒谬至极的通话，我用了约一个小时去安抚她，告诉几近崩溃的她，这不是她的错。”
警方快速行动，在事件发生隔天就到学校和校长谈话，后来教育局也派人会面，张源辉透露：“最终用了约2年时间把他控上法庭。这不是因为警察效率低，而是这个国家有太多类似的案件。据我所知，只有1/3的性侵事件有到警局报案，而成功定罪率只有1%。”该名老师虽被定罪，但当时未有《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的判决，刑罚相对地轻，罪犯只需缴付罚款，并无法再执教鞭，但张源辉坦言，他对刑罚并不满意，过轻的刑罚无法起惩戒和阻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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